中国举办MBA教育到今年已历30年。面对世界大变局、中国新时代，我们在总结、纪念之外，应更多思考MBA教育的变革与创新问题，更前瞻地探索中国MBA教育的未来之路，为此很需要更多了解MBA教育的来路与发展，洞悉商学教育的嬗变过程。

新事物有时会以反常方式出现。18世纪中叶，英国国力鼎盛，商贸发达，已有学者提出建立商业学校的系统设想，甚至考虑到使用案例教学方法，但这种设想没有被付诸实践。当时葡萄牙已经从海洋大国衰落成为经济弱国，经济既不发达，贸易也谈不上活跃，对外贸易还受到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控制。1759年，葡萄牙政府却在里斯本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商业学校。

由于国力日渐萎缩，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葡萄牙国内出现了改革的呼声。当“开明政治家”庞巴尔侯爵被任命为首相后，他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分散而又弱小的民族工商业组织起来，为企业界人士创造致富的机会，使他们成为与英国抗衡的经济力量；组建“东方贸易公司”，以扩展海外贸易；其中一项为后世屡屡称道的措施，就是大力兴办教育，包括组建里斯本商业学校。当时的葡萄牙，不仅商人阶层实力弱小，还缺乏熟悉商业知识的人才，培养人才成为振兴大业中的重要环节。

里斯本商业学校主要教授商业和国际贸易知识。学生学习的课程有算术代数与几何、货物交换中的度量衡、保险实务、会计方法和外语。这所学校存在了85年，却开启了商学教育的先河。它招收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先进入企业、政府机构、军队做会计或书记员，然后再进入商界，为葡萄牙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里斯本商业学校创办十余年后，在维也纳、汉堡、圣彼得堡、巴塞罗那等欧洲城市陆续出现了一批政府资助的商业学校，商业学校这种新生事物显然经受住了历史考验。

进入十九世纪，商学教育继续蓬勃发展。1819年，经济学家萨伊和企业家洛克斯共同参与创办了巴黎高等商业学校，把商业教育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该校的教学内容既有经济学、数学、地理、会计、商业规则、写作和外语，也有以实习方式开展的实践教学。洛克斯非常重视国际化，学校不仅加强了外语教学，还从法国以外招收大量学生。时至今日，巴黎高等商业学校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之一，该学校在欧洲六个国家设有校区，一名学生在三年学习期间要学习使用三种语言，在三个国家学习，国际化成了该校名副其实的培养特色。

1881年，商学教育领域发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即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建立。沃顿商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设立在大学内的商学院，当时美国大学的学术水平还不能与欧洲大学相比，但他们对学术性依然有着强烈的要求。沃顿商学院在起步阶段面对的难题，是商学教育被视为与学术不大相干的活动。为了取得在大学内的合法性，沃顿商学院初期不得不把政治科学作为讲授内容，这种在德国大学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已经赢得了许多美国学者的认同，虽然这些知识真的与工商管理不大相干。

大学的学术性与商学知识的实践性构成了阻碍商学教育发展的基本矛盾。沃顿商学院组建后的十几年里，又有一批大学如芝加哥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先后成立了商学院，但这个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许多人认为商学教育是职业技术教育，不应该进入大学。美国的教育学家弗雷克斯那就声称：“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才属于大学，商业、新闻、家政学或图书馆学当然不能列入大学的学科中。”由于没有明确的学术标准，像会计这样的课程被认为是过于职业化，不值得作为一门课程。沃顿商学院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才陆续开设会计、运输、保险、商业和管理等课程；而在这个时期，学院的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二战结束后，美国商学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期。1950年代，美国的商科学校和大学的商学院（系）已超过600多所，而且招生数量庞大，每五个美国男青年中就有一个报考商科。这时商学教育的内容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大多数商学院（系）都要求学生学习六个领域的课程：即会计、财务、企业法、经济、统计和营销。但学校的培养质量参差不齐，许多学校的情况令人担忧。针对这种情况，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分别资助两组专家对美国商学院校进行了调查，并于1959年发表了两份报告。这两项独立开展的调查，所得结论却惊人的一致，并对商学院的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两份报告都严厉批评了美国商学院校中质量低下和过分追求职业化的倾向，认为大学商学院里教的一些职业性、专门性的课程应该留给夜校、专科学校或是公司的培训机构，建议把提高学术标准和办学质量作为改革方向。例如，在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调查报告《美国管理人才教育》中，作者皮尔逊教授特别强调了通识教育和非商业主题在商学院的重要性，他提出了课程改革的以下建议：在核心课程中应该开设文学、心理学、政治、历史、科学和数学课程；核心课程应有内聚力，使学生能够理解企业运行方式和主要的管理职能；核心课程应该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把一般性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核心课程应该向学生们展示一些重要的方法和现代研究的发现；应该使每个学生挑战他自己的智慧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商学院的学习难度应该与大学其他部分一样。

两份报告对排名前列的商学院立即产生了影响，他们着手组织改革，范围从师资遴选、课程设置，直到招生标准。这种影响持续扩散到其他院校乃至美国以外的地区，使商学院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商学院的作用也日益重要。不过，对于商学院的这种变化，学者们持有不同的态度。有些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MBA招生与就业的火热局面说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有些学者则将一些商学院对学术性过度追求所导致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归罪于这两份报告。这些毁誉参半的评价至少说明，学术性和实践性是商学院面对的主要矛盾，商学院所创造的知识必须有实践价值，而且要符合高水平学术标准的要求。

商学教育的另一项变化是教学内容与管理决策的对应关系，促使商学领域内部产生了分支学科，营销、财务、生产运营、人力资源等演化成为商学的细分专业，有了自己的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标准。这种学术化倾向促进了商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增强了学院在商学教育中的引领作用。这种专业化的副作用则是造成商学院内的专业隔阂。明茨伯格曾尖锐地指出，商学院“每门课程都推出自己的角度，发展自己的内容，树立自己的偏见……学生们最终毕业离开的时候，他们学到的是对于互不相干的种种观点的顺从接受”。他强烈建议学生们要学会综合，“综合是管理的真正精髓”。专业隔阂所造成的恶果，有可能威胁到企业的发展。克里斯滕森曾谈到，一些商学院培养的财务主管只会根据财务指标评价项目，致使企业错失创新机会，他严厉地批评商学院“搞砸了创新！”

从里斯本商业学校创立至今，商学教育已经走过260余年的路程，它在变化的环境中、在激烈的争论中、在商学教育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发展。如今的商学教育内容和形式与过去大不相同，时代还在赋予商学教育更新的任务。面向未来，中国商学院及其MBA教育如何以严谨的研究来深挖实践智慧、“译码”实践逻辑、创新知识工具，以更新颖、灵活、多样、快捷的方式传输商学知识与理论工具，与管理实践共鸣、共振、共创，走出“服务中国、影响世界”的MBA教育之路，是我们管理学者的重大课题。

原文刊发于《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