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块“智圆行方”的石碑,这是南开商科一条重要的育人理念,已经成为几代学子的精神内核。这四个字也是陈炳富先生为人治学特点的高度概括。
陈炳富先生1920年12月出生于安徽和县。尽管年少时家境贫寒,但他笃志好学,学业成绩优异,自1934年在县立初中求学起,多次获得奖学金。1937年始读于湘西高中。1940年考入内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外文系。翌年,转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他思想进步,在校期间参加进步读书会,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值乱世,先生倾向革命,亦不忘学业,主编壁报《论衡》和《经济论衡》,经常发表进步言论,为校内翘楚,受到师生的注目。先生1945年毕业,1946年冬到南开大学任教,先后在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管理学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0年任新创办的管理学系主任。2011年,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授予先生管理科学领域唯一一个由中央单位组织评选的“管理科学奖”(学术类),以表彰他为中国管理学科重建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在国际影响方面,先生曾任南开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欧洲国际市场学会(EMAC)常务理事和国家协调员等。他广泛招揽国际人才,布局管理学系的国际平台,开拓了与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高校的交流合作基础。他倡导的中加联合培养MBA和博士项目被誉为“南开—约克”模式,堪称中国管理教育史上的创新经典。他的学生张文中回忆说:“陈先生身体力行,他致力于开展国际交流,在管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中积极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并请外籍教师直接用英文授课。”
陈先生提出的重估中国传统智慧、建设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比较研究思想,依然是今天管理研究的热点和重要愿景。他较早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和宝贵经验,提出自古至今中国有许多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值得探讨、研究、总结,应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理论。他认为西方只有管理科学,没有哲学思想,我们中国人要用中国的文化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从古人的智慧里提炼的“智圆行方”的管理学科育人理念,持续塑造着广大南开学子的品行。
先生在国内率先提出古代兵法在现代经济管理中的借鉴和应用的命题,将《孙子兵法》与古代经济管理学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与研究,发表了大量功力深厚、富有新意的著述,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不但受到国内管理学界和史学界同仁的推崇,还引发了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合作愿望。先生的学生、南开大学商学院戚安邦教授回忆说:“陈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道德经》《孙子兵法》都是要求背诵下来的,上课就是研讨,类似于《论语》讲的‘子贡问为仁。子曰……’都是一问一答、研讨、辩驳,先生博学强记且孜孜不倦。有一年,年事已高的他去国外探亲,利用三个月的探亲时间,坚持把学生不容易理解的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他曾经把《孙子兵法》翻译成英文版,海湾战争的时候曾有一美国将军想找陈先生要这本英文版《孙子兵法》,但是他没给。”
陈炳富先生以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科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四结合”的观点,四个“结合”既是管理学科的办学思想,更是指导中国特色管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时刻关注国家发展的需要,早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切中时弊,有补于制度,跃动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也奠定了他的治学风格:研究紧随时代的发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他在指导学生作论文设计时,曾鼓励学生进行管理学新视角的研究:“不要只考虑题目难不难,要想对社会有没有价值。”而且他一直坚持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曾长期深入企业作调查,风雨无阻,很多企业的人自称是他的学生。去自行车厂时,他每天骑一辆非常简陋的车子出入,老教授的俭朴生活和做学问的认真,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许多当时曾求教于陈先生的企业领导人,说起这些事来,依然满是敬仰。
陈先生十分重视培养兼具多种学科背景的人才,发挥各学科特长,以多学科结合的优势去解决定性和定量的问题,甚至亲自去不同学科挖掘人才,会聚到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1990年,陈先生与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开始联合培养战略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同年,他招收了国内第一个美籍博士生。曾有位韩国籍博士生求学于陈先生门下,语言沟通和学习压力都大,陈先生就请英语能力较好的学生戚安邦帮他排忧解难。陈先生对这名韩国学生特别关注并青睐有加,后来这名学生不仅成绩斐然,更成长为南开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博导,对天津、对南开感情深厚,在中韩之间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并于2023年8月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天津市海河友谊奖提名奖。
陈先生展现的兼收并蓄、平易近人的大师风范,为当今高等院校师德建设树立了光辉典范。戚安邦教授回忆说:“我得知自己博士被录取的时候,恰好也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可以去美国留学进修。当时陈先生问我的个人意见,我说我可以放弃去美国、读您的博士生。但是陈先生的意见却是,你入学后就去美国,回国后继续读博,不要耽误个人的发展。陈先生当时的决定是特别大公无私的,他就是惜才爱才,想创造一切机会供学生成长,这种师德风范一直影响着我。” 张文中回忆说:“记得我们当时常常会晚上去陈先生家。往往是上一拨还没走下一拨就到了。工作了一整天的陈先生尽管很累,但他对学生始终充满激情,对大家在学业上、生活上的各种问题,总是耐心细致地释疑解惑。”经陈先生亲自指导的硕士、博士遍布海内外,且大都在管理学科和其他领域作出突出贡献。陈先生在退休后仍关心我国管理教育的发展,曾在病床上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写信,就加强我国高校管理学科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提出建议。
今天的南开大学商学院已经成为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社科创新基地的实体化学院,已逐步成为中国商科人才的培养重镇,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创新高地,服务经济社会的高端智库平台,“中国情景、中国理论、国际表达”的重要国际交流平台。腾飞的商学院与陈炳富先生生前呕心沥血的工作息息相关。
陈炳富先生一生虽然经历过很多坎坷,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永远是一种从容淡定的状态,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以严谨的学理训练、深沉的现实关怀,探讨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建,推动现代化的管理学创新。特撰此文,以抒缅怀之情。
(作者系南开大学商学院学科发展办公室主任)
【学人小传】
陈炳富(1920—2010),安徽和县人,著名管理学家、教育家。1946年受聘南开大学,曾任南开大学管理学系首任主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部的学部委员候选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主持了南开大学恢复商科(管理)教育的工作,组织成立了国内最早以“管理学”命名的系科。1980年以来,他主持完成了16项国家和天津市重点研究项目,先后出版专著、教材、译著、工具书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特别是由他任总主编的“南开大学管理系列教材”和“南开大学现代管理译丛”,为国内管理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为南开大学管理学科在国内赢得了较高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