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2018年工作简报第2期（4—6月）
目 次
张思教授一行参加民间历史文献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清史及明清社会经济史前沿工作坊举行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在医学和社会文化之间——跨学科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工作坊
张思教授一行参加民间历史文献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4月14日至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河北省历史学会和邯郸学院联合主办，邯郸学院、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制度史研究中心及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民间历史文献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邯郸学院举行。此次研讨会旨在促进国内民间历史文献收藏和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来自各北京、天津、河北省、重庆市约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思教授及博士研究生熊双风、姚焱超、徐蕴、陈霞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分别提交了题为《乡村再编：天津近郊农村档案中的发现》、《糊涂中的清醒：天津郊区土地改革中的群众动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国粮食大调运》、《体制交替格局下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化与反思——以1980年代初宣家院、沈家村为研究对象》和《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的过渡——以天津市宣家院村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张思教授还做了题为《从民间历史文献中发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致辞。
余新忠教授史学译著《瘟疫与人》再版
5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余新忠教授主持翻译的史学著作《瘟疫与人》由中信出版集团再次出版。
《瘟疫与人》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他与斯宾格勒、汤比因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解释的巨人”。
该书从病理学的角度看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谈疾病，结合病理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角度，重新审视五千多年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提出“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这一全新的史学观点，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疾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疾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直接影响了国内外史学研究者的研究方向，疾病社会史的研究由此开始被重视。
《瘟疫与人》于1976年在美国出版。2010年首个简体中文版面世后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16年，麦克尼尔逝世，余新忠深感中国学术相比于国际仍然有较大差距，相信本书的再版将会推动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继续向前发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史领域对疾病社会史的研究也能出现瞩目的研究成果。
该书以时间为序，在惯有的历史发展逻辑基础上，加入疾病这一影响因素，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受疾病影响而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事件，从疾病史的角度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众多历史现象作出全新的阐释，从而印证作者所提出的观点。余新忠认为：“尽管作者在全书论述中夹杂着假设和一系列旁证，但是论述中所表述的一些基本原理仍然值得历史研究者们重视和认真思索。”
清史及明清社会经济史前沿工作坊举行
6月14日下午，“中国史学科与学术团队建设项目·清史及明清社会经济史前沿工作坊”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37教室举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许檀教授、常建华教授、卞利教授、余新忠教授与张传勇副教授分别做了主题报告，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作为特邀嘉宾进行评议。近百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
工作坊第一场“明清基层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中，许檀教授以《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为题，对自己数十年来华北商品经济流通的研究，作了高度概括，并分享了田野考察、解读碑刻文献等方面的心得。卞利教授的报告则将大家带入丰富多彩的明清徽州世界，讨论了民间规约如何规范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的问题，指出应避免夸大民间规约的管理与自治功能。
第二场“明清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纽带”中，常建华教授介绍了自己近年对康熙巡游的研究情况，特别强调了康熙出巡的内容与意义表达，乃是展示以儒家政治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余新忠教授以清末山西广灵刘氏处方《手到生春》为例，讨论了类似流水账的处方册中所展示的日常医疗世界。指出，医疗文化史应将医学、人、社会文化体系综合起来全面考量。张传勇副教授则以《明清村镇城隍信仰考论》为题，讨论了明清村镇城隍信仰的源起与发展问题，提出了城隍信仰官方化发展之外存在的其他发展路径。
最后，郑振满教授与赵世瑜教授分别就上述议题进行了精彩的评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在医学和社会文化之间——跨学科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工作坊
6月28日下午，“在医学和社会文化之间——跨学科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第二届医疗史系列工作坊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功举办。来自曲阜师范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和我院的近30位师生参加了本次工作坊。
工作坊伊始，中心余新忠教授在致辞首先对举办这一系列工作坊的缘起和目的做了介绍，指出，其目的主要旨在通过跨学科视角探索，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医疗史研究意义与前沿方向。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将人、时间和空间这三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非常值得思考的议题，医疗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很多，也都自有其价值，不过微观医疗史研究不失为将人、时间和空间这三者很好地结合有效路径，值得关注和实践，这次会议的几个报告也基本反映了这一旨趣。
本次工作坊分上下两场，上半场的主题为“疾病的建构与想象”，由天津中医药大学陈红梅副教授担任主持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邹翔副教授和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刘鹏副教授分别进行了报告。邹翔副教授以“‘他们说我疯了’——近代英国的疯癫事实及其社会建构”为题，梳理了在近代英国社会，疯癫成为学界研究中争议性问题的学术脉络与发展历程。报告从英语中疯癫的词义演变论及近代英国思想界、司法界以及医学界对于疯癫的认识与应对。报告借由近代英国的疯癫史，反思了在福柯及新社会文化史家的疯癫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指出在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建构作用的思考之外，也应看到疯癫作为历史事实的面相；在对疯人院的批判之外，也应承认疯人疗治所存在的积极的一面。指出应努力寻求对于疯癫以及疯癫问题的正确的理解道路。刘鹏副教授的报告以“想象虚弱：从小人物贾瑞之死说起”为题，从《红楼梦》一书中贾瑞的生病与治疗过程谈起，围绕虚症与补虚的现象，利用医案史料，总结了想象虚弱的四种常见症状：年老作虚；暴病、久病及病后作虚；女性不孕与产后作虚；男性阳痿与遗精。并从社会文化、中医理论的自身特质与缺陷以及医患双方心理三个方面分析了这种惧虚与滥补的原因。报告同时也指出了这一课题留存的研究空间，并由此对当代社会的大众消费心理、过度医疗等问题作出了一定的反思。博士研究生王雨濛与刘希洋分别对两场报告进行了评议。
下半场以“医药知识传播与接受”为主题，由邹翔副教授主持。博士研究生汪燕平做了题为“明以来当归药物知识的源与流——以成为妇科圣药和‘国药科学化’为中心”的报告，考察了在药物商业化、科学化的语境下，当归作为“妇科圣药”的形成过程。报告从当归药物的性别标签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梳理了明以来当归的本草知识谱系，指出明清本草中，治愈女子疾病并未成为当归最主要的药物知识叙述。报告考察民国时期当归效用书写的变化，指出1930年代以后，德产当归制剂——优美露的畅销，以及国产当归制剂的相继大量出现，使得“女科圣药”、“调经”等与治愈女子疾病有关的内容成为当归最主要、甚至惟一的功效叙写。刘希洋做了题为“晚清民国时期大众医学读物的出版、传播与接受——以《验方新编》为例”的报告，梳理了《验方新编》这一方书作为大众医学读物的“生命史”。报告在从概念、类别与价值等方面介绍大众医学读物与方书类读物之后，总结了《验方新编》一书在内容、版本与传播等方面的特点。其中重点分析了《验方新编》的传播情况，认为近代以来《验方新编》的日用化与符号化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医学化现象。同时，从读者的角度探究读者的接受情况，分析了《验方新编》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报告将医学读物置于医学知识建构大众化和社会生活医学化的整体趋势，以及大众医疗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脉络中，揭示了医学知识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及其意义。刘鹏副教授与陈红梅副教授分别对两场报告做出了精彩的评议。
最后，余新忠教授为本次工作坊作总结。他指出，几位师生的报告有着共通的思考：一切现象的出现、方法的形成，乃至对疾病的认知，其实都是各种现实需要、因素和社会文化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个方面都应纳入我们的思考中来，单方面强调任何一方都可能有失偏颇。学术钟摆循环往复的过程，也正是我们认知的提升过程。社会建构论启发了我们对于技术、标准背后的权力关系的思考，而历史学的研究也可以从时间的角度，通过将所谓标准性认识的过程化，来消解其本质性，让我们看到其被建构的过程和面向。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面向，应该充分去体会任何现实存在所具有现实和理性，去思考现实需求和因素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共同作用。
同时，本次工作坊的精彩报告也启发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对于虚的恐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引导着我们进一步思考这种想象与文化现象背后的现实基础、对于虚的传统认知与现代医学免疫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于当归药物妇科调经功效书写的研究，也引发我们追问月经不调在当归成为“妇科圣药”之前的处理与应对方法；而在众多的大众医学读物之中，《验方新编》为何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在《验方新编》之前是否也有类似的作品？以及，在《验方新编》部头较大、携带不易且价格不低的情况下，其流行的背后又反映了历史上怎样文化与社会生活实态？如此等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在具体的问题之外，余新忠教授最后指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应当注意加强自身的科学素养与意识，在跨学科的视野下探索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重视技术对于社会历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