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25日，“对日战争与亚太社会变动”国际研讨会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中国社科院《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澳大利亚华商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协办，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的20余名学者邀请参会。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江沛、李金铮教授出席此次会议。
江沛教授提交会议的论文题为“苦待和平：战时中国沦陷区民众战争观的考察”，以近年来刊行的战时长春、北平、上海、宁波普通民众的四部日记为基础资料，从民族-国家立场及人性立场双重切入，探讨了战时民众面对战争影响的苦恼，初步揭示了他们的国家观念、日伪认知态度及为了生存无奈与沉默的等待心态，强调跳出战时宣传的概念因循，揭示强权下民众生存的人性扭曲及复杂的价值观。
李金铮教授向大会报告了题为“挣扎：日占时期天津普通公务员之生存生态”的论文，利用天津市档案馆所存档案资料，以当年的一些统计数据再现了沦陷时期天津普通公务员艰苦的生活，极为细致和直观；他还详细分析了公务员们为求生存不得不在日伪政权下工作的无奈心态及为生存而努力、又不甘于日伪统治的复杂心态。
在会议上，英国University of Sheffidld的Tim Wright教授，以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及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了量化性的分析，引导大家从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考察中日战争的形成。昆士兰大学的Martin Crotty的学者还专题研究了二战期间澳新军团参加对日作战的历史、对于澳洲军人与中国的合作有所揭示。他认为，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二战中澳大利亚遭遇日本人的侵略，但澳洲人对于一战的记忆因与澳大利亚建国有关而显得十分牢固，对于二战的记忆反而不如一战深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周祖文研究员对于外汇管制下的马来亚侨汇和侨捐在战时支持抗战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令人耳目一新。黄道炫研究员着力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区域权力下探的方法及与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间的关系。台湾中研院张瑞德研究员利用美国档案，考察了战时罗斯福智囊团对于战时中国政治高层决策形态的影响。
这次会议和7月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的“二战历史记忆的比较”一起，逐步形成了从世界和远东的空间考察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广大视野，将单纯的中日间战争置于世界大战的范畴中去思考，对于今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会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