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2020年工作简报第1期（1—3月）
目 录
余新忠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年度工作会议召开
余新忠教授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余新忠教授接受《新京报》采访
夏炎教授入选19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
常建华主任著文《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的中国宗族、家族与家庭研究》
余新忠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年度工作会议召开
2020年1月3日，“多元视野下中医知识的实践与流动”工作坊暨“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年度工作会议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行。来自历史学、医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12名学者就相关课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总结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过去一年的工作进展，并对将来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讨论。
1月3日上午，会议于天挺阁（127）开幕。课题组负责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余新忠教授主持开幕式并做了简短的致辞。他在致辞中指出，今天，人们对知识的理解逐渐从认识论转向了建构论，知识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被发掘。我们应当认识到，知识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而是在一个具体情景中体现的思想、学术，并在实践中与流动中彰显它的意义。本次工作坊即以此为关注的核心，通过跨学科的交流来探讨中医知识的流变。
随后举行了课题组的工作报告与讨论会。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的丁立维老师、曲阜师范大学的张田生老师、浙江师范大学的崔军峰老师、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张树剑老师、张效霞老师分别做了五个子课题本年度的成果汇报及研究计划。牛亚华老师、顾漫老师、天津骨科医院主任医师叶伟胜老师、陈昊老师、陈明老师对课题组的进一步工作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会议最终圆满落下帷幕。
余新忠教授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新年伊始，就暴发了新型肺炎疫情。有些人在慌乱之中，甚至把今年定性为“灾年”。
在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医疗史学者余新忠的专访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从历史反观当下，疫病给人类带来的不只是灾难，更是发展前进的动力，此次疫情不过是人类对抗疫病3000年来的又一个新片段。
《中国科学报》：传染病对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余新忠：
人类的繁衍过程是与微寄生系统不断平衡的过程。
人类最早出现在非洲热带雨林地区，那里物产丰富，同时微寄生状态也特别复杂，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后果——人可以生存，但不容易形成规模。人类要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需要有征服传染病的能力。
从历史来看，在平衡博弈的过程中，疫病其实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得益于人类改造环境能力的增强、医学的进步、卫生观念的形成。
比方说，汉代末年瘟疫高发，在这一背景下，张仲景留下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针对的主要就是外感性疾病，伤寒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医学对抗传染病的能力在不断提升。到明清时期，不但治疗外感性疾病的温病学取得重要的发展，在人工免疫方面也有大的发展，天花种痘术（人痘）在明中期16世纪上半叶出现，首先在江西、安徽，很快传到江南，进而流传至全国乃至海外，应该说对清代人口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历史上，人们认识中所谓的“烟瘴之地”也有一个不断南移、西移的过程。秦汉时期，江南属于烟瘴之地；隋唐时期，岭南属于烟瘴之地；明清时期，烟瘴之地西移至云南、贵州。
《中国科学报》：近代以来，疫病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
●余新忠：
传染病是人类的灾难，但也是推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1810年，坦博拉火山喷发造成孟加拉湾气候变化，导致霍乱病菌发生变异，到1820年前后，霍乱疫情从南亚传到全世界。从1820年到1910年前后，出现了6至8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
在对抗霍乱的过程中，西方的流行病调查、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对细菌的科学研究都慢慢发展起来。此外，由于西方发现霍乱的流行与水有关系，下水道、自来水管道等公共设施建设也开始兴起。
遗憾的是，虽然霍乱对中国社会也有所刺激，比如，很快就出现专门针对这种疾病的医学书籍《霍乱论》（王士雄著），但是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公共卫生的进步，而且当时有医生观察到苍蝇对传播疾病的作用，但也没有形成理论性的思考。
《中国科学报》：在人类疫情史上，“歧视”也一直存在吗？
●余新忠：
“歧视”问题，比如地域歧视或种族歧视，是疾病“污名化”的一种表现，也是人类疾病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发生大规模瘟疫的情况下，往往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还可能延展至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行为，比如检疫制度的实行就是如此。
检疫最早诞生于14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是为防范黑死病的输入而形成的一种举措，为了不让从疫区来的人上岸，强行让他们先在船上待一段时间。
在近代中国，检疫制度的最初实行是由海关负责，而当时的海关主要由西方人掌控，所以在实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种族歧视和矛盾冲突，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感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中将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普通民众视为“疫种”，从而采取一些非人性的强制举措，使检疫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种族性。
但是，尽管存在歧视和冲突，检疫制度还是慢慢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1897年，香港鼠疫大流行，港英政府采取了现代卫生检疫举措，包括清洁、消毒、隔离、检疫四大措施，后来这套方法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得到采用。
到1911年，东北应对鼠疫疫情时，中国人主动采取了防疫措施，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采用了现代卫生检疫举措。
《中国科学报》：进入21世纪后，从SARS、禽流感、MERS，到这次暴发的疫情，大规模疫情出现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这是为什么？
●余新忠：
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感觉疫病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在加快，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生物性事件的敏感度在提升。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促进了医学发展，完善了公共卫生疫病防控体系，有利于人类更好地控制疫情。而同时，交通便利带来的人流量激增以及人口密度增加，又更加有利于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
我们统计过清代江南11个县的人口密度和瘟疫发生次数的关系，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口密度，一直与疫病发生频度呈正相关。这种正相关性至今仍是如此。
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后，信息传播技术让消息更灵通，生物检测技术让疫病更容易被发现，于是，现代人能看到的疫情情况更多，对疾病致死的敏感度更高、容忍度也相对更低。
《中国科学报》：透过历史看未来，疫病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它又将如何影响或改变现有的社会组成形式？
●余新忠：
未来，疫病仍将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它会一直困扰着人类生活，但这些困扰也一定会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时至今日，我们要让现代防疫体系的发展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从2003年SARS事件至今，我们的疾病防控体系虽有进步，但进步的程度仍然不够。未来，我们应该努力建设好疾病防控体系，并配套让这套体系发挥作用的政治体制。
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漫不经心或不吸取经验教训。疫病对人类来说是灾难，但如果人类利用灾难来检视自己，反省社会治理和应对举措的问题，就可以将灾难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财富。
余新忠教授接受《新京报》采访
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性暴发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他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持有信心，并建议各国不要采取“非必要的措施”限制国际旅行和贸易活动。
这次疫情究竟会对人类文明产生多大影响现在尚未可知，但毫无疑问的是，拉长历史视野看，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传染病与人共存的历史。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1970年代出版的《瘟疫与人》中，率先以编年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20世纪前半叶，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特色，从而影响人类历史的变迁和文明发展。
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远远不够，这种影响还会继续产生。“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存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麦克尼尔在书中写道。
2010年，《瘟疫与人》的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译者余新忠在序言中称：“清楚地记得，数年前，当我神情汇聚地读完这一著作后，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欣喜和激动，似乎还有一种学术心灵的震撼。毫无疑问，它已成为我开展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动力之一。”
余新忠现在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译有《鼠疫与近代中国》等，编有《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等。
他生于1969年的浙江临安，是中国大陆较早从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也是中国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这本书出版时间是2003年，正逢“非典”。
“际会风云，让原本甚少受到社会关注的纯学术著作，顿时‘火’了起来，不仅本书的一些评介，频频出现在一些主流媒体之中，就连一向待在象牙塔的笔者，也需不时面对记者和出版人的‘眷顾’。毋庸讳言，对于本书来说，‘非典’的肆虐实在是另一种‘不幸之幸’。” 他在该书的重版序言中写道。
时隔17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身处象牙塔的余新忠和其作品又得到许多关注。和许多历史学家类似，面对现实，他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内心估计也五味杂陈。
在2016年出版的《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中，他写下一段话：“当首先进入历史情境，以尽可能谦恭和‘无我’的心态去呈现和理解，然后再以‘后见之明’去回首观望和审视近代中国这段卫生现代化的历程时，内心恐怕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从晚清到当下，这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幕幕过去未曾在意的景象，不正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上演吗？造成这一局面的缘由，究竟是因为对历史的健忘，还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宿命？这恐怕很难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关于问题的答案，50岁的余新忠感叹道：“从晚清一直到现在，我们在防疫过程中，有太多不是跟防疫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举措，总是不能从一种很专业和科学角度对待瘟疫。这是一再上演的重要情形。
夏炎教授入选19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公示了2019年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的名单。
本次全国入选学者来自各高校及科研单位，共计880位。在历史学科入围的82位学者中，我中心教授夏炎教授入选。
常建华主任著文《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的中国宗族、家族与家庭研究》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发行的《南开史学》2019年第2期，刊载了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的中国宗族、家族与家庭研究》一文。
该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较为关注宗族、家族与家庭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通史性研究有《中国宗族史》《宗族志》《中国家庭史》等，断代性研究有《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商周姓氏制度研究》《汉晋家族研究》《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宋以后宗族形态的形成及地域比较》《明代宗族研究》《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资料整理与工具书方面，出版了《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合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等。提出了中国宗族社会研究的“变态型宗法社会”说、汉晋后氏族社会的看法、明代宗族乡约化等重要观点，具有原创性，在学术界影响较大。南开大学成为中国宗族、家族与家庭史研究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