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红：中心新年推出探讨“生活与制度”的一组论文
近年来本中心倡导开展中国历史上的“生活与制度”研究，新年伊始推出一组论文，发表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1年第1期，贡献给学术界。
这组论文共计三篇。常建华教授《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的新探索》一文属于学术评述文章，该文认为：历史学的制度与生活关系的探索，比较侧重于制度的实行对于生活的影响，关心制度的有效性与局限性问题。一些社会学家强调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解制度、国家、社会变迁，研究思路发生了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的转变。“日常生活”理论区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作者提出就历史学而言，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并非泾渭分明。“生活与制度”的概念，既要超越“制度与生活”的研究思路，更要超越“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建立起小历史与大历史更加紧密的关联。从“生活与制度”出发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该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领域打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其中的制度性因素。制度往往内在化于生活，需要从生活理解制度，从生活史的角度促进制度史的研究，同时注意生活与制度的互动关系。
中心博士生朱亦灵《“生活与制度”视野下的明清士绅——以侯岐曾应对籍没为例》一文强调：将对明清士绅生活史的研究引入制度因素或许是克服该领域“碎片化”的途径之一。该文从日常生活出发，勾勒出曾参与抗清运动的侯岐曾家族应对清廷籍没的全过程，认为侯岐曾主要运用私人关系试图免除籍没，这一策略也是乡绅阶层对抗国家制度的特征之一，但在此案中并未明显收效。这说明个体在直面特定制度压力时腾挪空间有限，也显示晚明江南士绅凭借私人关系交通官府、影响国家政策的烜赫局面入清后已趋消失。
博士生李尔岑《清至民国的食牛生活习俗与禁宰政策——兼论日常生活与制度变迁》认为：在清代民间日常生活中，牛因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保持耕牛数量维持在适量的水平，具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政治意义。于是民间的屠牛食牛生活习俗被来自官方立场与声音漠视，导致今人往往存有“古人吃不吃牛”的争论。事实上，屠牛食牛生活习俗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清代同样如此。自清末以至民国，由于制度控制力的松弛与西方生活方式的传入，屠牛食牛生活习俗重新显现，印证着生活与制度间的双向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