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历史学院邀请，6月9日15时，武汉大学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所长陈锋教授线上主讲“南开史学名人讲座”第143场，题目为《财政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讲座由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近二百人与会。
陈锋教授开宗明义，提出财政经济史研究所涉问题包括财政制度、收入、管理、税种、国家与地方财政等，较为繁杂且颇为专门，自己对财政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相关研究应从细微处着眼，但也要与大问题结合。首先，对任何细微问题的考索，都要将其置入较大问题的环链中，方能彰显学术价值，否则即有堆砌史料、追逐细枝末节之嫌。随后陈锋教授以顺治五年徽州府休宁县天字第二百一十七号契约为例，仔细诠释契约文本蕴含的丰富信息。其次，对细微问题的考察应力争做到融通，即历史学与财政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融通，以及史学内部财政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等不同研究路径的融通。最后，应重视对史料文句的仔细释读，力争准确。例如，因繁简体转化不当，前人研究时常将史料中的“着”与“著”、“复”与“覆”等字混用。实际上，形容附着于土地的“土着”不可误写为“土著”，朝廷公文中使用的某部“覆核”不可写为“复核”。此外，档案中常见的题名如“奏为某事”系今人断句不当，应改为“为某事”。“奏”应附于官员名称之后，如“某官跪奏”。因明清官员上奏时为表示对皇帝的尊敬之意，在奏疏中写到“奏”时会另起一行，今人不辨，故往往误将新一行视为题名。倘若因此致误，研究必将出现“硬伤”。
第二点思考围绕数据的获取和辨别而展开。数据是任何财政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支撑，虽然原始数据可能不准确或存在造假情况，但相关研究毕竟不能离开数据、凭空想象。我们可以对数据提出各种疑问，但做出基本的学术判断时仍然需要依赖数据。陈锋教授进一步以不同学者对清代海关与军费统计数据的研究为例，提出相关研究因统计口径和统计标准的不确定，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数据测算的偏差。数据测算除了需要尽可能考量影响数据的多重因素，不能抓住一个数据就用，还必须为数据收集花费大量精力，往往得阅读上百份篇幅较大的档案方能做出一个统计表。因此需要力求精致、倍加小心，这样做出来的成果才能被人引用，才能产生权威性的影响力，否则研究的可信度就要受到怀疑。
第三点是财政史、经济史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又存在哪些注意事项。由于财政是传统社会统治者最为重视的类项，涉及并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故应当突破传统制度史的框架，而遵循财政—经济—社会的研究路径。要想准确把握财政制度本身，也必须厘清传统社会的制度结构，例如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皇室财政之分，以及漕运、盐政、织造、河工水利等，现代术语与传统词汇的内涵均不尽相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从套用西方财政学理论和框架的既有研究模式向传统的“国计民生”理念的回归。经济史研究至少尚需把握以下重要问题：（一）经济制度、政策、法令、管理。（二）部门经济与生产技术，如农业、工商等。（三）经济发展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四）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及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史关注甚少，应当引起重视。（五）中国传统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目前中国是全球经济大国，那么传统时代如宋代、明代的整体经济状况如何也应当弄明。（六）财政收入与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七）人口、家庭、宗族以及乡村基层组织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这类专题研究颇具社会史色彩。（八）社会生活、社会保障与经济变迁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也就是搞清楚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米粮与肉食价格如何等等，这对了解当时的经济状况十分关键。回答以上问题，才能写出一部有血有肉、丰满的经济史，而不是尴尬的制度史。
陈锋教授指出，本次讲座重点谈及的貌似只是一些财政经济史研究中的细微问题，但这些看似细微的问题实际上至为关键。在一些相关领域，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来学者均已倾注极大的精力，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倘若我们能将这些细微问题解释清楚，或至少得出自己的结论，就能有效推进财政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常建华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回顾，提出陈锋教授在讲座中可谓金针度人，传授了自己对财政经济史数十年来的研究心得，小到个别字句的辨误，大到研究框架的构建，均极具实用性。可见解读史料时务必细致，也应当充分意识到档案对清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解析史料时如果细节有所欠缺，在关键论断处也可能存在问题。这再次提示我们，史学的本质乃是求真之学，践履“求真”不仅需要端正态度，亦需要在研究技能方面加以磨炼。
最后，陈锋教授细致回答了听众提出的一系列疑问，包括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清朝财政和百姓日常生活的关系、税和费的定义及其具体关系、钱粮奏销与中央-地方财政分配的关系，以及税关中的家人和书役等。讲座在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