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族史是本中心的研究特色之一，其中明清宗族史研究一向比较活跃。常建华教授近两年来不断发表研究成果，稳步推进明清宗族研究的进展。
明清区域宗族研究中，江南宗族形态引发学界争论。常建华教授连续发表论文，讨论明代江南宗族。《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探研》（《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论述了祖先祭祀、族谱纂修、义田与义庄问题，认为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的意识。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娄坚《徐氏宗谱序》分析了明代江南故家大族与谱牒不盛的问题，认为吴人不能聚族在于习俗的鄙、奢所造成的，强调通过宗族建设移风易俗。明代族谱更加盛行，表现出强烈的以谱法接济宗法的观念。苏州士大夫发扬光大了宋代范仲淹设置义田、义庄的传统，以此赡族进行宗族建设，官府倡导并保护义田与义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宗族形态的特色。明代苏州处于宗族组织化的新阶段。
《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南开学报》2022年第2期）指出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 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试论明代高攀龙的族谱学》（《安徽史学》2022年第4期）认为，明代江南士大夫高攀龙重视修谱且为人作谱序，反映了很有特色的族谱学思想与观念。其修谱提出吾身即天、终生孝敬的世界观、人生观，认为君子不敢忘亲即敬。高攀龙认为族谱传记应垂世与益世，高家为社会提供一个农家起家在于有德与内助的经验。高氏《家训》主要讲述如何为人处世的事例，提出宗族要“自治”，即“以谱明教”。姓性也是攀龙论证谱学意义的重要途径，以族谱启发族人爱敬之心。高攀龙重视族谱的规训作用。高攀龙发扬光大了宋以后儒家思想观念，他不仅将修谱与同善的观念融合在一起，也是在践行明太祖《圣谕六言》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