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山花浪漫时，她在丛中笑。”用这句词来形容今年64岁的王志珍院士再恰当不过。十几年来，她和学生们一起开荒、播种、耕耘，如今终于迎来科学生涯的金秋时节，花儿开了，果子也慢慢成熟。 1996年，她被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9年和2002年，她以第一完成人身份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2年，获得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基础科学奖（生物学奖）。200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王志珍生活俭朴，面积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如她本人一样简朴。两排书柜把本已狭长的办公室“挤”成了一个过道，屋内除了玻璃茶几是花99元钱新买的，其他的都是她回国后从实验室淘汰的旧家具中“拣”来的。“办公室的级别与我的科学实验没有直接联系，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纳税人给科学家做研究的钱不能浪费，应该真正有效地用在科研上。” 不惑之年真正进入状态 1979年初，年近40的王志珍幸运地得到德国洪堡奖学金资助，成为“文革”后较早走出国门的访问学者。她首先来到了世界上成功进行胰岛素人工合成的三个研究所之一的德国羊毛所，从事胰岛素化学研究。其间她去过英国，后来又去美国继续做胰岛素作用机制的研究。 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是中国科学家震惊西方科学界的一件杰作。邹承鲁先生的工作使分离的胰岛素A链和B链正确组合起来的产率比当时国际上发表的高得多，于是确定了胰岛素人工合成路线，并保证了合成的A链和B链生成有活性的天然胰岛素。 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掀起了第二个出国热潮。已是“知天命”年龄的王志珍决心回国砌出一只自己的“炉子”，并把它烧旺。1993年初，她回国开辟了蛋白质折叠研究的新领域——折叠酶和分子伴侣。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发现了一类具有帮助蛋白质折叠这种崭新性质的“分子伴侣”蛋白，蛋白质折叠研究的基本原理也发生了深刻转变。当时，人们只知道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酶性质。在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积累的基础上，王志珍与邹承鲁先生在1993年提出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发表在著名的FASEB J杂志的“假说”栏。但是，提出“分子伴侣”概念的英国科学家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一本杂志上明确指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是分子伴侣”。这时，王志珍和她的学生们坚定地踏上了为他们提出的假说提供实验证据的艰难历程。由于多肽链的折叠和二硫键的形成是蛋白质折叠中两个密切相关、互相影响却又协同运作的过程，因此很难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可能具有的分子伴侣活性与它已知的异构酶活性区分开来。为此，王志珍巧妙地选用不含二硫键的蛋白质做靶蛋白，让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酶活性“英雄无用武之地”，成功地为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所固有的、与其异构酶活性相独立的分子伴侣活性提供了最早的确切的实验证据。论文被J. Biol. Chem.（《生物化学》杂志）立即接受并发表，1997和1998连续两年被评为国内单篇被引用最多的十篇论文之一。接着，王志珍又利用他们发现的化学修饰的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的特殊性质，确切区分并证实了该酶的两种活性在含有二硫键的生理靶蛋白折叠过程中的共同作用，从功能水平确认了异构酶和分子伴侣两种活性和它们的协同作用。论文发表在EMBO J.（《欧洲分子生物学》杂志）上。有关的一系列论文不断获得较高的引用，他们的工作也多次应邀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或在国际杂志上写成综述介绍。 现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说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同，特别是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工作揭示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形成、免疫感染、保护应激等重要生命活动中发挥的分子伴侣功能。 “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我们获奖的工作都是在国内的实验室里进行的。”在2003年第三世界科学院第十四届院士大会上所作的获奖报告中，王志珍罗列了她的同事和学生的名单，感谢他们与她共同完成了这些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工作不是我在国外时工作的延伸，而是在国内工作积累基础上的发展、开拓，跃上新的台阶。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一定会在科学上有更多更好的原始创新成就。” 做基础研究要能坐冷板凳 “我是做生物学基础研究的，目前还没有直接涉及医学上的应用。应用的突破一定是建立在长期基础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因此做基础研究的人更要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坐冷板凳。”谈及自己研究的意义，王志珍表现出科学家特有的谨慎。 王志珍的研究领域是蛋白质折叠，蛋白质折叠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课题之一，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研究蛋白质的折叠就是研究与蛋白质特定而复杂的空间结构的形成相关的规律。现在发现，蛋白质分子构象的异常改变就可能引起疾病，例如“疯牛病”是由一种被称为Prion（朊蛋白）的蛋白质的构象改变引起的，这种“坏”蛋白可以感染“好”蛋白而进行传染。还有老年性痴呆症和帕金森氏症等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以及白内障等，都是因为某些特定蛋白质的折叠发生了错误而造成的“构象病”。“我们现在的兴趣更多的是蛋白质错误折叠的问题，以及分子伴侣在防止和纠正错误折叠中的作用和机制。这里有许多重要的基本生物学问题需要解决，可为治疗构象病的药物设计带来许多机会。我们非常希望研究结果能为这些疾病的治疗作出直接的有价值的贡献。” “科学研究是个很艰苦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过程。要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技术做多次实验，从各个方面提供的数据才令人信服。实际上，真正成功的实验并不多，经常遇到的是失败。做研究需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要经得起失败。” 王志珍的工作时间表是从周一到周“七”，每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段。大年初一也能看到她在实验室。“做科学研究首先要努力，要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一直处在一种很紧迫的心态中。与现在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没有博士训练，快四十岁了才开始有机会去做年轻人二十几岁就做的事情。一旦有机会学习和工作，我们恨不得一天当做两天用，有一种拼命追着时间奔跑的感觉。” “我在工作中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很美的：一是在撰写和反复修改论文的过程中，画出一个能确切表达自己科学观点或总结科学问题的模型或图画等；二是遇到聪明又勤奋的学生，在和他们的交流和讨论中产生新的主意，或向他们学到新的知识。” 王志珍对研究生教育极其认真负责。她以身作则，从打扫实验室开始，到选题、实验设计、学术报告都和学生一齐进行。她绝不是“老板”，她是研究员、是老师。她的学生曾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优秀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冠名奖；她本人也因此两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在物质和功名引诱越来越多的今天，她仍然坚信有一大批真正有志向攀登科学高峰的优秀的年轻人，她愿意做他们的铺路石。 告诫自己不要“靠虚名过日子” 虽然在外人看来王志珍十分成功，但她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那一代科学工作者中极其普通的一员。她常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考虑今天人们常说的家庭和事业哪个应该放在第一位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一贯教育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家庭和个人是应该服从组织和工作的，后者总归是第一位的。当然，做研究兴趣还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兴趣肯定是做不好的，有了兴趣慢慢地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做科研的人普遍都有的工作习惯和生活态度”。 “我特别敬仰老一辈的科学家们。他们热爱科学，一辈子兢兢业业做研究、教学生。他们严于律己，也不懂得今天人们热衷的所谓‘享受生活’，而且有着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底蕴和修养，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远远不及的。” 对于一位女性科学家的卓著成绩，她的回答多少使人有点意外，“说实话，我确实很少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女性。我成长的年代，所接受的教育是男女平等，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 “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对自己严格要求，做什么事都认真负责。我被选上院士后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大家对院士的要求更高，而自己的年龄在增加，精力和创造能力都不如以前了，但荣誉却好像多了起来，所以我老是有危机感，只能更加努力勤奋。”对此，王志珍时刻以王选先生为榜样，告诫自己不要“靠虚名过日子”，而永远坚持做一个脚踏实地、勤耕不辍的平凡科学人！ （易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