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奇，南开大学化学学院2014级伯苓班学生，南开大学最高奖周恩来奖学金、化学学院最高奖杨石先奖学金获得者。2014年11月加入周其林院士课题组进行科研训练。曾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暑期科研项目，赴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余金权教授课题组进行半年科研训练。毕业后将赴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攻读化学博士学位。

说起加入伯苓班的理由，我的答案似乎有些卑微，因为“无路可退”。高考压线进了南开，专业只能接受调剂。我渴望在一个更加完备的教育体系中接受更系统、深入的训练，渴望在南开大学的王牌专业中接受最好的教育，而伯苓班，是刚入学就转专业的唯一途径。就这样，还不知科研为何物的我，在转专业动力的驱使下，跌跌撞撞进了伯苓班。

有些时候，人不是因为擅长而热爱，也不是因为热爱而擅长，而是在按部就班的努力之后，自然而然地开始擅长和热爱。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是也。伯苓班的目标是培养科研人才，而对于刚入大学的我们来说，“献身科研”只是一句美好而空洞的口号，幸而有老师们几十年的教育经验保驾护航，才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安心而踏实。大一上学期的实验室体验活动让我了解了不同方向实验室的工作模式。几经考虑，我选择了操作感、逻辑性比较强的有机合成方法学方向。刚进实验室时跟所有人都不熟，只敢跟带自己实验的师姐交流，组会上什么都听不懂，只好缩在后面。为了更快地融入实验室的生活，那段时间我一下课就往实验室跑，过柱子、刷瓶子、划板、打冰……所有的活只要能干得动就去做，全然忘记自己是个女生。把实验室近十年的文章全部下载下来一篇篇地啃，从最初一篇文献要看七个小时，到最后看到标题就能想出文章做了什么。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力量，除了求生、求知的欲望，大概还有不甘落后的心态。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相比于班里一些同学九月份刚入校就进组，我已经落后了很多，只有拼命干活才能补上自己远在高中时就落下的进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高考、读研、工作，都是通过社会的选拔机制，进入一个让自己过得不那么舒适的圈子，在努力成为这个圈子的佼佼者之后，还没来得及享受所谓的鲜花和荣耀，就被推到一个新的圈子里，开始新一轮的慌乱、努力、成功。我很幸运，伯苓班成为了大学阶段推着我前行的那个圈子。

科研永远是伯苓班生活的主线。大一暑假的暑期科研训练，大二下学期的国创、百项，大三整年的伯苓班科研训练，大三暑假的出国暑研，大四上学期的六个月国外科研训练，一项接着一项，包括我们用两年的时间修完必修学分这一大胆的改革，都是学院为我们更好地在本科阶段就接触科研训练而精心制定的计划。从刚进实验室时的懵懂无知的小白，到架了人生中第一个反应，到拥有第一个独立的课题，再到拥有第一篇署名文章，南开给我的不仅仅是扎实的课业功底，更是在科研领域继续闯荡的能力和信心。因此当我在国外的课题组接触到全新的课题时，才能用最短的时间掌握其精髓并迅速进入科研工作状态。虽然，作为伯苓班教学改革的第一批实验者，现在的我还没有资格评论这样被精心安排的四年是否能起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是否能让我们在科研的道路上走得比别人更顺畅一些，但至少前路有望，未来可期。我们在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时候摸索过，我们在最不会感到累的年纪拼搏过，我们在犯错误的代价最小的时候尝试过，这也许就是我们在这场教学改革中获益最多的地方。

在初高中全面推行平行教育的大背景下，大学成了破壁者。说到底，“拔尖计划”是为有志于从事科研事业的学生开设的特殊计划，伯苓班在南开也成了传说一般的存在。然而四年的学习却让我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让这群有志青年，走在了同龄人的前面。是更高的智力水平吗？恐怕普通班也不乏智商超群的同学。是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吗？我相信南开大学的师资力量足以让每一个同学都享受到高水平的教育。是更丰富的资助吗？我想金钱从来都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才的标准。在我心里，伯苓班从来都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由学霸组成的集体，它更像是一种信念，督促着我们的前行。课程学习上，伯苓班就理应比别的同学付出更多的时间，去修习更有难度的课程；科研实践上，伯苓班就理应更早地进入实验室，更早地去了解科研前沿的成果；未来的人生选择上，伯苓班就应当努力去争取更优秀的高等学府，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真正的优秀，靠的不是外界赋予的种种优待，而是任何平凡人的自我实现。

“拔尖计划”十年，当是收获与希望并存。处在改革洪流中的我们，自当勇立潮头，做时代的弄潮儿。南开容止格言中有这样的句子，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我想这不仅仅是待人接物的哲理，也是面对学术科研应有的态度。正春华枝俏，待秋实果茂，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