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泮文先生去世一年多了。我与申先生的交往开始于1996年。这一年的4月5日，我应邀到南开大学参加张伯苓先生120周年华诞纪念活动。在当天上午隆重的大会后，中午全体代表在餐厅吃寿面，我刚好与申先生坐在一起。申先生问我是南开哪个系的，我说我不是南开大学的，而是南开中学的。先生听了，显得很高兴：“那咱们也是校友。”我知道申先生在南开中学读过书，而且一直担任着南开中学校友会的理事长。后来，我知道先生是南开中学1935年的毕业生，他所在的班级是高中三年四组，他们那一届共有五个高中毕业班，他与查良铮、叶笃正、周珏良等是同届同学。

在第二天“张伯苓思想研讨会”上，我聆听了先生关于“张伯苓体育思想”的报告，他提出“张伯苓是中国现代体育之父”，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在会下交流中，先生给我讲了他和他的老师黄钰生教授的一些事情。并告诉我，1998年是黄钰生教授诞辰100周年，他正在写一批文章，纪念和宣传这位教育家，并说等文章发表后，给我寄去。他没有把我这个比他小三十岁的人，当作后生晚辈，而是平等地与我交流。我与先生在校园和图书馆交谈时，遇到他的熟人，他总是以“校友”介绍我，令我着实感动。

果然，这次见面的两年后，我就收到先生寄来的《西南联大校友通讯》《清华校友通讯》《炎黄春秋》《民主》等几种刊物。先生还给我写了封长信，信中先生说：“我的大胆的胡言，得到您的同情，深表感激，所谓知音难得，此之谓也！”这真使我这个后生小子愧不敢当。

阅读申先生的那些文章，知道他为老师黄钰生教授的事情，克服各种阻力，多方呼吁，四处奔走，最后促成黄钰生教授冤案的平反昭雪。先生对老师的涓滴之恩，念念不忘，不计个人得失，不惧人言，在必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以实际的行动回报师恩。我们常言向贤者学习，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我们后辈所应该好好学习的吗？

申先生是科学院院士、大学教授，但对中学教学非常关心。我所在的廊坊师范专科学校，在上世纪90年代，创办了一份主要面向中学理科教学的刊物《河北理科教学研究》，申先生为它的创刊题了词。申先生还曾到我校讲学，鼓励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学好数理化，当好初中理科教师。

申先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典范，80岁起学习电脑，85岁研发出《化学元素周期系》多媒体教科书软件。2007年，先生已经是91岁高龄，还开了“教育博客”，一个月就发了10篇日志，给年轻人做出榜样。

每年新年前后，我都给申先生发一张明信片，申先生也给我发贺年卡。我一直珍藏着先生给我的贺卡和信件，现在先生已去，睹物思人，我把它们当作鼓舞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