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代发展与理论创新的探讨

——全国第五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综述

葛扬 沈坤荣 范从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南京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五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于2011年10月22日在南京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国内重要研究机构和重点大学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在论坛开幕式上，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编辑部主任王诚研究员、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颢瀚教授分别致辞。论坛开幕式结束后，进行两场主题报告。在上半场，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创新发展”的主题报告、厦门大学胡培兆教授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二重化”的主题报告，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作“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与发展创新”的主题报告，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产物”的主题报告。在下半场，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复旦大学严法善教授、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刘志彪教授先后作主题报告。下午的会议由专家发言与主题报告两部分组成，会议投稿的7位专家围绕各自感兴趣的方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了深入探讨。之后，南开大学张彤玉教授、华南师范大学赵学增教授、南京大学葛扬教授分别作主题报告。

这次论坛适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在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背景下，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尤为重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回答。参会代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围绕论坛主题，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将有效地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与创新。主题报告内容丰富而深刻，各位专家学者的讨论激烈而精彩。现就本次论坛的主要成果总结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

会议代表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主流指导地位，认为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作用，必须适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

厦门大学胡培兆教授认为，要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需要解决好两重化的问题。第一，要站在理论前沿进行理论本身的中国化。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多半停留于这是否违背、那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争论上，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没有见地。有些人自己创新不了，也接受不了别人创新。因此，理论本身的中国化必须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另一个是经济实践要中国化。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不同，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现阶段我国如何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道路，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中国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必须并重并行。当然，理论的中国化和实践的中国化二者之间是辩证互动的。

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首先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基础，创新是方向，要分清楚那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些是后人的发展；其次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要在实践中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国际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好的东西吸取过来，同时也要将我国优秀的东西推向世界，过去我们对吸取比较重视，但是对推出去不够重视；再次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经济学中表述是第二位的，重要的是要把事物的本质解释清楚。要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分析、研究经济现象。

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他的马克思主义源头，同时也要研究它在新的时代的发展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个时空观。在空间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时间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与时俱进。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出发点。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强大动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在于怎么当好社会主义建设者，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提出建设性意见和理论，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改革、发展中国出现的新情况不断提出新的理论依据。

江西财经大学史忠良、陈式龙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的目的，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永恒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问题

会议代表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必须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努力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种种曲解。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和创新，更不可能有效的应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该书从发展的角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则，一般都讲，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先要坚持，再谈发展。实际是只有发展才能坚持。不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坚持，而发展本身就已包含了坚持。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认为，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需要原原本本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内容。现在有一些理论问题比较混乱，有的学者坚持本本主义，有的学者坚持教条主义，还有的学者把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错误理解当作正确的东西来坚持并视为发展，甚至反过来批判别人。这些做法是与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背道而驰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理论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要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是要发挥指导作用的，必须强调它的发展和创新。强调发展和创新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能够符合中国实际，更能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包括《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要适应时代与实践发展的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要研究时代特征，解释时代发展趋势，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复旦大学严法善教授认为，马克思基本原理对于我们当今现实仍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比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在经济活动中，人是生产者、销售者，生产和消费相互促进的关系。注重生产和GDP的增长，讲发展就是硬道理也是对的，但是绝对不能忽略生产的目的。关于生产的目的问题，之前曾进行过讨论，但后来被忽略了，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住房、看病、教育难等民生问题，如果将基本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将对我们的现实很有指导意义。

江苏省社科院葛守昆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人们对于《资本论》中相关的劳动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等的解说既有误解，也有偏见，特别是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许多问题存而未论，悬而未决，迫切要求人们给出比较可靠和有说服力的答案，并结合市场经济的实践加以创造性运用。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陆昱认为，经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始人始终关注的历史话题，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经济发展思想，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具有历史过程性，经济应按比例发展，经济发展应注重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具有价值目的性。《资本论》中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其透彻的辩证性和鲜明的前瞻性实现了经济发展思想的历史革新。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任洲鸿认为，人类劳动是一个双向对象化过程，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是同一个人类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且应将其置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加以分析，才能理解人类劳动的“双向对象化”所必然获得的社会经济规定性。劳动力资本化本质上既是对劳动力商品的辩证否定过程，也是劳动者所掌握和占有的精神生产资料的现实积累过程，它具体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能力的现实发展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会议代表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必须在现代世界背景下，努力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应该用科学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一，要区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他的个别结论；第二，要区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第三，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四，要区分马克思憧憬的人类社会的最终理想和他设想的实现理想目标的手段。蔡继明教授认为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只有保持独立性，不惟上、不媚上、不畏上，一切以民族、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以逻辑一致性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揭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规律，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刘志彪教授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宏观经济教科书没有地方政府的概念，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没有地方政府的概念，中央政府直接对着市场操作，结果很多基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政策都是无效的。因为若没有把地方政府作为中间体来考虑，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有问题。地方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动力主体，是中国经济发展所离不开，是不能被忽略的。这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认为，中国模式不仅是有，而且已经相当成熟，缺少的就是在理论上进行提炼和升华。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中国模式在理论上做一个系统、高层次的提炼和发挥。中国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后要聚焦到中国模式上来。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出发，中国模式本身就包含着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去全方位的构建中国模式的体系框架。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认为，做大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即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做大、分好“蛋糕”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体现，两者应该统一起来，但并不是自然统一的。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要做好、分好“蛋糕”。在不同情况下，关注的重点也应该不同。一般情况下，特别是“蛋糕”严重不足时，首先、重点是做大“蛋糕”；当“蛋糕”分配不公，严重影响“蛋糕”继续做大时，重点应是分好“蛋糕” 。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是做大“蛋糕”，“十二五”计划开始的现阶段的重点，应该是做好、分好“蛋糕”。

南开大学张彤玉教授认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还不够完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关起门来搞，而应该实现交融。要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它们有益的成分，补充我们制度上不完善的方面。对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社会化理论的研究，能够为构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体系提供重要的启示。另外，公有制为主导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本身也不能只是机械式的发展，它们应当进行共同融合发展。

华南师范大学赵学增教授认为，在马克思看来，除了社会利益，政府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政府不能直接参与运营。地方政府只能提供公共服务，而不能偏离方向，也就是要隔断城市化和圈地的强制的内在联系。定位城市化应有的有效途径，只能是工业化，没有其它路径可以选择，尤其是要斩断房地产挤进城市化的各种途径。要保证城市化和工业化路径的纯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郭万超认为，中国道路是根本不同于基于西方文化之上的发展模式的现代国家发展新道路。这条道路独特的轨迹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挑战，也为当代经济理论实现新飞跃提供了机遇。与西方经济学对制度的机械理解与制度成长中主张的激进方式不同，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的制度成长之路。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会议代表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方向，又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关注多学科领域的创新成果，充分吸收近年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还要吸收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吸纳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

厦门大学胡培兆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不可能能脱离世界背景，必须研究世界经济规律和各种思潮，要批判吸收西方经济的合理部分。

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认为，我们既要加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关注西方经济学新发展，特别要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这样我们的视野可能更开阔一些。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认为，西方经济是在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更应该不断得发展和创新。我们只有迎接挑战、努力创新、正确地解决和回答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真正保持科学性、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从根本上避免被边缘化，才会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更好地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郭广迪教授认为，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某种共性，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站在比所有西方经济学者都更高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

南京大学杨波博士认为，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前提下将经济创新视作微观个体突破既定框架的主动行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在制度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前提下论证了微观个体的创新行为从根本上来自于外在制度经济环境的推动，是由既定的经济制度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创新的理论研究不应该先验地去主张任何—方，而需要具体入微地结合实际进行分析、判断与选择，这才是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正确践行。

浙江师范大学刘坤从马克思的社会生产部类模型出发，将两部类进行扩展，把资本家消费分为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两类商品，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建立了三部类的金融网络模型，结合美国次级债务危机的实际案例，讨论了生产贷款和消费贷款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讨论了银行和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稳定性和效率。

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与中国经济学建设问题

会议代表一致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基本指 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学建设的核心问题。

厦门大学胡培兆教授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学说、行动的指南，本质上是辩证的、发展的，与本本、教条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应用时要严格遵循唯物史观、因时因地制宜，不能硬搬硬套。我国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时代就注重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就注重按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成败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性的程度。

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是时代与实践的产物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使命：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要求，是经济学科建设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必须加强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必须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加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研究。要适应经济学科发展的要求，为经济学学科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在我国经济学是一个大门类，分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有一级学科也有二级学科，必须有一个指导性的主流的经济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认为，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范式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建设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他必须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就像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范式不能变化，有人写文章代表富人利益，代表富人利益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关注弱势群体，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体现；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研究一定要基于此；第三，我们研究的是经济规律的，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倒过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了，当然这有一个过程。再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是用《资本论》中的一些经济范畴、经济原理来说明现实解决问题。我们研究问题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认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他从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并且特别提出这三方面的关系。在现实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经常会被并列起来来看。比如说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公平正义的说法，再比如说过去大家总是把所有制作为决定因素，这就忽略了它的目的和属性方面；还有一些关于做大蛋糕和做好蛋糕问题的讨论，做大蛋糕是手段，分好蛋糕是目的，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目的。所以，理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理解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从基本制度出发形成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系，这样的社会主义才会有生命力，才会得到发展，如果把这三者关系割裂开来，那么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都是不完善的。

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的党、国关系，即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组织系统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发挥的作用，是其它国家无可比拟，或者说是没有可比性的。现在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最基层的成系统的组织。我们在讨论中国奇迹，讨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离开这个系统就无法说清楚。这个题目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课题。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认为，现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实现代化、中国化。首先是创新内容。根据新变化，完善原有理论；针对新问题，创立新理论；依据新发展，形成新体系。其次是创新方法。要先实证，后规范；先个别，后一般；先分析，后综合；先研究，后结论；既定性，又定量。要实事求是，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和教条主义。

徐州师范大学石淑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公共范式。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公共范式，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问题；另一个是中国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改革开放的任何成果，都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南京大学葛扬教授、侯祥鹏博士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发表于2000-2010年以《资本论》为主题的1872篇我国期刊论文进行了文献定量研究，从谁在研究、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在哪研究、谁支持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资本论》研究已经形成核心研究队伍、核心研究机构和核心学术期刊，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系统、研究中心地处北京和沿海发达地区，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主题动态化，研究内容广泛、研究氛围活跃，但也存在研究队伍老化、缺乏制度性资金支持等不容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