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2月20日，是高峰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为表达对先生的缅怀，特刊发先生遗著《积累与演变：20世纪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资助出版项目，经济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一书结语，请学界同行阅评。
变动性是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言简意赅地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动性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强烈。与19世纪相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企业形态、制度结构在20世纪不但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今天，人类已走过漫长而又短暂的20世纪。立足新百年，如何认识20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探寻其演变特征、原因和后果，已成为摆在21世纪经济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探究这一课题，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因为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时代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指南。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究20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构成本书的中心议题。围绕这一中心议题，本书主要采用以下方法展开研究。一是理论分析的方法。研究20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必然要涉及诸多经济事实，但本书并不是纯粹地叙述经济事实的演变脉络，而是旨在通过对经济事实的理论分析揭示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和发展规律。二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规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客观趋势，其与现实的经济活动具有内在联系。本书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也注重借助经验材料对理论进行验证，以实现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有机结合。三是抓主要线索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多个环节，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条主要的理论线索，即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资本积累的波动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本书对20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演变的研究正是紧扣资本积累这一主要线索展开的，即通过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规律，这也是本书标题“积累与演变”的含义所在。四是整体性分析的方法。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复杂整体，它既以民族体系的方式存在，又以世界体系的方式存在，包含技术、制度、政策、市场等多个方面。资本主义本身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在研究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演变规律时也必须坚持整体性分析的方法。五是矛盾分析方法。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多重矛盾，离开这些矛盾，我们就无法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演变趋势。本书在研究中注重矛盾分析方法，既关注主要矛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其他社会经济矛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基于以上研究方法，本书对20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结果已包含在前述正文中，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我们在这里以更加简练的方式对本书的主要结论进行概括和总结。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资本不过是生产物质财富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从原始人的棍棒到现代人的机器都是资本，因而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并不天然就是资本，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资本是物和经济关系的结合体，因此具有二重形态。从物质形态看，资本表现为生产资料和生产投入品；从社会形态看，资本表现为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生产关系。资本积累就是资本家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投资，以扩大资本规模和生产规模。从长期看，资本积累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力量，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关系的积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推动力。从资本关系的内部看，资本剥削劳动的关系驱使资本家主动地扩大生产规模，以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资本关系的外部看，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又迫使资本家被动地扩大生产规模，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二是实际资本的积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实际资本的积累意味着生产工具和其他投入品的增加，这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这两个方面看，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积累的发展与演变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演变的基础。资本积累并不是一个均衡发展的过程，其速度和方式在不同时期存在一定的变化。由于资本积累是波动演变的，那么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演变机制。针对这一问题，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解释，目前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是“技术创新学派”的解释，认为资本积累的演变取决于重大技术创新群集的状况，一定时期重大技术创新群集的出现和随后而来的大批新兴部门的成长，是加速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二是“垄断资本学派”的解释，认为资本积累的演变取决于市场和有效需求的状况，市场和有效需求的扩大是加速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三是“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解释，认为资本积累的演变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即积累结构的状况，积累结构的变革是加速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显然，以上三种解释各有其侧重点，分别强调技术、制度、市场对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我们认为，资本积累的演变并非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技术、制度、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与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矛盾有关。前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力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这个基本矛盾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二者构成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两个基本矛盾的交织和运动，推动了资本积累过程的波动与演变。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受到制度和市场的双重束缚，一般利润率也因此下降，从而引起资本积累率的下降。为了恢复利润率，资本一方面要求通过制度变革突破制度约束，另一方面要求通过扩大市场解决市场约束。一旦制度得以变革、市场得以开拓，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也随之提高。可见，资本积累是在技术、制度、市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和演变的，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资本积累的演变机制。本书对20世纪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分析正是在“技术—制度—市场”这种三元框架下展开的，这种分析框架是本书的特色之一。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从时间维度看，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的速度上。麦迪森按照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指标的差异将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以此为据观察资本积累的时间差异，可以发现资本积累在这四个阶段表现出较快、最慢、最快、稍慢的差异性特点。第一阶段是1870—1913年，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垄断资本主义关系、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等因素的作用下，这一阶段资本积累的速度较快。第二阶段是1913—1950年，在技术革命积累效应减弱、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世界市场萎缩等因素的作用下，这一阶段资本积累的速度最慢。第三阶段是1950—1973年，在新技术革命、战后大规模重建、有利的制度环境、世界市场空前扩展等因素的作用下，这一阶段资本积累的速度最快。第四阶段是1973—1992年，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率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这一阶段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开始放慢。从空间维度看，20世纪的资本积累在地域上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主要体现为两种类型的不平衡。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积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自17世纪以来长期存在的现象。19世纪，英国取代荷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霸主。但从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新的霸主。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导致发达国家之间资本积累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其导致的后果是加剧了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造成冲击。二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资本积累的不平衡。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资本积累无限扩大的趋势，使它必然要突破国内市场和资源的约束，到非资本主义世界开拓市场、占有资源，通过剥削不发达国家的民众获取高额利润，这导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19世纪，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一直在扩大。进入20世纪特别是1950年以后，尽管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转，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并未缩小，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状况仍在恶化。这种不平衡发展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中心—外围”的结构，处于中心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外围的则是广大的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资本积累也因此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性积累，二是不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积累。技术创新是资本积累的本质特征。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和更高的利润率。为达到这一目的，资本家一般会采用改进技术的方式来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从而获取超额利润。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方面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利润率，由此又推动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这表明，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总是相伴而行、相互作用的。资本积累的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构成技术创新的强大推动力，而技术创新又反过来成为资本积累的强大杠杆。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创新构成资本积累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历了多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始于18世纪后期的以蒸汽机为基础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把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以电力和内燃机为基础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的现代化，20世纪中叶开始的以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则把资本主义经济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新阶段。从中可以发现，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重大技术创新具有非连续性发展的特点。根据门斯和杜因的研究，重大技术创新主要发生在经济长期波动的下降时期，新技术的出现带动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推动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资本主义经济也因此进入长期波动的上升阶段。技术创新中的工艺创新对资本积累具有基础性作用。技术创新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工艺创新，即新生产设备和新工艺过程的发明和应用，马克思主要是从工艺创新的角度分析资本积累演变规律的。二是产品创新，即新产品的出现。前者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后者的目的是扩大市场需求。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实现条件的日益恶化，许多企业对产品创新日益重视。有学者据此认为，产品创新已成为推动资本积累的基本力量，马克思以工艺创新为基础对资本积累一系列趋势规律的分析已经失效。这种观点实际上并不成立。首先，从概念上看，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的区别是相对的。工艺创新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层面的劳动者的技能改进和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二是客体层面的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革新。工艺创新的第二个方面本身就是产品创新，即机器、能源等资本品的创新。因此，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的区别是相对的，只有纯粹消费品的创新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产品创新。其次，严格意义上的产品创新虽然对现代资本积累的作用日益提高，但它并未改变工艺创新之于资本积累的基础性地位。一是因为新消费品出现后，如果不能通过工艺创新降低其成本，就无法得到普及，其市场效应也无法发挥。二是因为消费品创新本身就是工艺创新的结果。为了研制新产品，并降低其生产成本，资本主义企业通常需要投入巨额资本以改进生产工艺。因此，工艺创新对资本积累过程仍具有基础性意义，马克思关于工艺创新的理论分析也并未失效。技术创新虽然是推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正如前文所述，它并不是唯一动力。在研究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演变规律时，必须把对技术条件的研究与对制度条件和市场条件的研究联系起来，这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探究20世纪资本积累的演变趋势，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入手。从微观层面看，20世纪资本积累的基本趋势是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是资本主义经济微观运行的主体。获取更多利润的内在动机和赢得市场竞争的外在动机驱使企业进行资本积累，伴随企业资本的增长，企业的规模必然不断扩大。马克思把企业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概括为两种：一是资本积聚，二是资本集中。相较于资本积聚，资本集中能够大大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其直接形式就是企业并购。自19世纪末期开始，企业并购逐渐兴起，一些主导经济部门的大企业也开始形成。伴随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权力结构和管理组织也在发生变化。第一，在所有制形式上，由私人资本所有制转变为股份资本所有制，股份公司成为大企业的主要形式，并且股份制大企业在20世纪又经历了从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向法人股份资本所有制的发展，这种演变反映了资本的社会化过程，即从私人资本逐渐发展为社会资本。第二，在权力结构上，股份公司的出现导致资本所有权和资本经营权的分离，由此产生了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股东阶层和作为资本经营者的经理阶层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针对这一变化，一些西方学者例如贝利、米恩斯等人提出“经理革命论”，认为大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已转移到经理阶层手中。但这种说法实际上站不住脚。因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经理阶层虽然拥有经营权，但在经营中所贯彻的股东利益原则却表明，大企业仍然由股东尤其是大股东所控制。另外，高级经理作为“执行资本家”实际上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是更为活跃的一部分，其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大企业的控制权仍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控制论”要比“经理控制论”更为准确。当然，虽然股东阶层和经理阶层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二者也存在具体利益上的矛盾，是一种利益博弈的权力关系。在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阶段，由于大企业的股东均为个人股东，权力较为分散，因此经理阶层容易掌握公司控制权，此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就有可能演变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但在法人股份资本所有制阶段，少数法人股东可以掌握大企业的控制权，并且能够借助董事会左右经理的决策，因此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结合更为紧密。第三，在管理组织上，由资本家兼任管理者的早期企业管理组织形式转变为现代大企业的管理系统组织形式，即大企业的管理结构。以层级制为基础的大企业管理结构具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集权层级制结构，二是分权层级制结构。采用何种管理结构，通常取决于大企业经营的产品和市场状况，以及生产性质和经营特点。从宏观层面看，20世纪资本积累的基本趋势是社会资本日益集中于少数大企业。社会资本集中与单个资本集中不同，单个资本集中是指企业资本的绝对规模日益增大，而社会资本集中是指部门内的资本日益集中到少数大企业手中，大企业在部门内的相对规模日益增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一次企业并购浪潮兴起和社会资本集中的背景下，资本本身的排他性和独占性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根本矛盾推动大资本转变为垄断资本。垄断资本是资本积累达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在20世纪先后表现出两种基本形态。在形成初期，垄断资本的表现形态是公开的垄断组织，例如辛迪加、卡特尔等。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反垄断法规的相继出台，公开垄断转变为隐蔽的垄断勾结。在隐蔽的垄断勾结形态下，垄断资本主要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寡头垄断，即部门内少数大企业通过隐蔽勾结例如协商规定价格、领价制等形成的部门垄断；二是支配性企业，即一家最大企业在部门内占有40%以上的市场份额同时又没有规模相近的竞争对手，这种垄断形式又称准独家垄断。垄断资本形成初期，仅有少数国家例如美国对其进行干预。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开始，由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矛盾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垄断资本进行更加直接的干预，国家干预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是国家的投资与消费，即国家对垄断大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并且购买其商品或服务；二是实行国有化和建立国有企业，即国家对某些垄断大公司甚至某些垄断部门收归国有，形成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公司。三是国家对“自然垄断”经济部门实行公有或管制。对垄断资本而言，国家干预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对垄断资本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是对垄断资本的限制和制约。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垄断资本的干预方向发生重大逆转，转变为减少对私人垄断资本的限制和制约，表现为私有化浪潮兴起、反垄断法规被弱化、放松对公用事业和金融部门的管制等，这些政策使私人垄断资本的力量得以强化，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因此增加。五、关于20世纪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趋势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二重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是体现在物上的一种生产关系，即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货币上，货币也就转化为资本。资本总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属性。由于货币的出现使商品内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转化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因此资本在自身循环中也依次和同时采取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双重形态。资本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资本积累形式的二重化，即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双重积累。当货币仍由贵金属充当时，这种货币资本仍然是由实际商品构成的，因而是真实资本。但当货币采取纸币的形态后，货币资本变成了没有价值的“纸片”，从而开始虚拟化了。股票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货币资本的虚拟化趋势，股票作为货币资本的形态，本身只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副本”，因此是虚拟资本。货币资本的虚拟化改变了资本二重性的存在形式，资本不但表现为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二重存在，而且表现为真实资本与虚拟资本的二重存在。相应地，资本主义企业微观资本积累的二重化也转变为真实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双重积累。微观积累的二重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宏观积累的二重化，这种二重化最初表现为经营货币资本的企业即银行的出现，股份公司和有价证券出现以后，又表现为从事股票、债券发行和投资的金融机构的产生，宏观积累由此就表现为生产实物产品与服务的产业部门中物质资本或真实资本的积累，和金融业中货币资本或虚拟资本的积累。宏观积累的二重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部分：一是实体经济，由生产实物产品与劳务的经济部门组成，这些部门积累的主要是物质资本即真实资本；二是虚拟经济，由从事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经营的经济部门组成，例如银行业、证券业等金融部门，这些部门积累的主要是金融资本即虚拟资本。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虚拟资本的积累和虚拟经济的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实体企业对货币资本的需要，但虚拟经济一旦出现，便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形成自身特有的循环和交易，甚至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而过度膨胀。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是一种主要发生在繁荣阶段的周期性现象，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日益加剧，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由周期性现象转变为结构性现象，其表现就是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交易的发展大大超过实际资本和实体经济交易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是市场、制度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在市场层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工资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全球性生产过剩的出现，导致资本利润受到挤压。为恢复利润率，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是把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二是向金融部门转移，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化经营获取高额利润，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虚拟化。其次，在制度层面，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所实行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等经济制度变革大大推动了经济的虚拟化。最后，在技术层面，信息技术革命为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虚拟化。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影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财富是具有物质实体和社会形式的二重物，财富的社会形式代表财富的本质属性。由于在商品社会中，价值是财富的社会形式，并且其在金银货币上取得了独立形式，因此作为价值实体的金银货币便代表财富的本质属性。但价值是财富的本质属性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实财富，因为财富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并不等同于财富的现实性和抽象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能够进入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物质产品才是现实财富，作为价值实体的金银货币虽然也是实际存在的物质，但它并不直接进入人类的消费活动，因此不是现实财富，而是抽象财富。以物质形态存在的金银货币是抽象财富，本身没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的纸币、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产更是抽象财富。作为虚拟财富或抽象财富，虚拟资产只是对现实财富具有索取权的“法律证书”，它与现实财富具有本质差别。因此，虚拟经济的运动并不能创造任何现实财富及价值，虚拟资产的“价值”变动也不直接意味着实际财富及其内在价值的相应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趋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资本摆脱了利润率下降的困境，但也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例如实体经济削弱、金融危机频发等等，这些负面效应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积累模式与制度结构的含义。资本积累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制度，即私有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性质；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在根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它的实现形式是可变的，例如资本主义私有制可采取私人资本所有制或股份资本所有制等多种形式；三是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体制，例如再分配制度、财政制度等，它也是可变的。后两种制度是更现实更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它们构成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直接影响着资本积累过程。把经济制度引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二战后，西方一些左派经济学家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以资本主义具体制度为切入点探讨资本积累的演变，形成了两个影响较大的学派，即美国的“权力学派”和法国的“调节学派”。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会导致资本积累的长期波动，差别则在于各自的核心概念不同。“权力学派”用“社会积累结构”来指代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制度环境。“调节学派”则用“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分别指代资本积累过程的类型和影响积累的制度环境。二者的分析各有其合理内容，但也都存在着片面性。首先，就资本积累过程而言，“权力学派”主要关注资本积累过程的速度变化，而“调节学派”主要关注资本积累过程的类型变化，并且“积累体制”这一概念也较为含混，没有与“调节体制”很好地区分开来。其次，就制度分析而言，“权力学派”归纳的“社会积累结构”指的是与资本家相关的一系列权力关系，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而“调节学派”归纳的“调节模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清晰。实际上，积累过程同时包括积累方式和积累速度两个方面，两者往往形成复杂的组合关系。本书提出“积累模式”概念来指代不同时期资本积累过程在方式和速度上的特征，而把影响资本积累的制度形式称作“制度结构”，其相当于“权力学派”的“社会积累结构”和“调节学派”的“调节模式”。积累模式与制度结构的演变。资本主义制度主要通过影响利润率和投资率来影响资本积累过程，对利润率和投资率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形式构成资本积累的核心制度结构，包括劳资制度、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国家干预制度、国际经济关系等。自19世纪以来，资本积累的模式与制度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迁。从积累模式的演变看，资本积累的方式和速度都有变化。19世纪资本积累的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外延型的，从19世纪末期开始逐渐转变为集约型，而速度在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考察资本积累的时间差异时我们对其已作过考察。与积累模式演变相关的是制度结构的演变，本书系统梳理19世纪以来各个时期制度结构的变动状况，从中可以发现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具有以下规律性特征。一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制度关系中的社会化性质也日益显现，例如企业制度由私人资本所有制发展为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法人资本所有制、国家资本所有制，私人资本日益转为社会资本。二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的经济职能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总体趋于加强。国家干预的直接原因是资本利润率的下降，由于利润率是非线性变动的，因此国家干预加强的总趋势也是非线性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的力度并没有减弱，改变的只是干预的利益取向更加偏向资本一方。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化演变是在阶级斗争中实现的，没有工人阶级的斗争，许多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发生改变。资本积累的长期波动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康德拉捷耶夫周期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长期研究的课题，它也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或长波。研究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必然绕不开长波问题。西方学界对长波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三种影响较大的理论。一是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二是曼德尔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三是戴维·戈登提出的“社会积累结构”的长波理论，它们分别强调技术革命所带动的投资率的变动、若干经济变量所制约的利润率的变动、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的形成和衰败对长波的决定性作用。以上三种理论与其说是相互对立，不如说是相互补充，它们都强调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的波动是导致长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应把资本积累增长速度的变化置于长波分析的中心地位。同时，根据“技术—制度—市场”原理，决定资本积累率变化的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包括投资的技术基础、投资的制度环境、投资的市场需求在内的多个因素，这些因素会通过影响利润率（投资动力）而影响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从而使经济增长出现反复性的长期波动。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五次长波。多数学者认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历四次长期波动。第一次长波是1790年到1848年，主导国家是英国。第二次长波是1848年到1896年，主导国家同样是英国。第三次长波是1896年到1948年，主导国家是美国、德国。第四次长波从1948年开始，1949年到1973年为上升时期，主导国家是美国、德国、日本。对于70年代以前历次经济长波的划分，长波学者的分歧似乎并不算大。但对于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长波学者的观点就不同了。许多左派学者认为，从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一个长期持续的萧条长波阶段，一直延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70年代后美国经济并非一直处于萧条长波阶段，而是经历了一个新的长期波动，判断依据就是资本积累率的变化。本书认为，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又进入了一次新的长波上升阶段，这也是资本主义第五次长波的扩张长波阶段。此次扩张长波的形成有其技术基础、制度条件和市场条件。从技术基础看，信息技术在80、90年代的发展促成一系列信息产业部门的兴起，推动整个传统工业部门以及社会生活的信息技术改造，从而推动了投资率的加速增长。同时，信息技术革命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制度条件看，美国经济制度的调整促进了利润率的回升，从而推动了投资率的提高。例如劳资制度由战后相对协调的劳资关系转变为相对紧张和对工人不利的劳资关系，工人工资长期趋于停滞或上升缓慢，导致资本的利润份额扩大。从市场条件看，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扩大世界市场，对美国此次扩张长波至关重要。但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却使此次长波发生转折，由扩张长波转入萧条长波阶段。这种转折根源于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各种因素逐渐向不利于积累的方向转化。从技术基础看，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已逐渐消退，而新的技术革命浪潮还未带来，社会缺乏吸引投资的技术基础。从制度条件看，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对资本积累的主要积极作用已转化为消极作用，而新的有利于促进利润率和投资率回升的制度结构还未生成。从市场条件看，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开拓效应已转化为更严重的全球生产过剩，新的全球世界的扩张又面临巨大阻力，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难以解决。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资本积累率的下降，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五次长波的萧条长波阶段。以上是本书的主要结论。本书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线索，以“技术—制度—市场”为主要分析框架，考察20世纪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我们看到，迄今为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历五次长波，其中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构成第五次长波的转折点，由此开启萧条长波阶段。如今，资本主义国家自2009年下半年所谓走出经济危机也已有8年（写作时为2017年）之久，但从技术、制度、市场等层面看，新的扩张长波的形成条件似乎仍未出现。从技术层面看，虽然以智能化为中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初现端倪，但新技术尚未形成显著的经济效应；从制度层面看，目前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基本上仍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削、鼓励经济的虚拟化等，新的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制度结构还未建立；从市场层面看，经济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在相对缩小，国际贸易增长率的下降态势还未出现显著逆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衰落成对比的，是近年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21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全球经济体系正从“中心—外围”的二元结构逐渐演变为“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三元格局。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文明进步都具有重大意义。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处于进行时的“长期萧条”，以及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做好自己的事，又要有效应对外来挑战。首先，在技术层面，我们要大力加强科技攻关，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努力实现“弯道超车”，以重大技术创新推动投资率的加速增长，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其次，在制度层面，我们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建立平等的劳动关系，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推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尽可能建立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坚持实体经济的核心地位，坚持对外开放。再次，在市场层面，我们要主动开拓国外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推进“南南合作”，抵消西方国家萧条态势的不利影响。最后，认真做好准备应对可能的突发事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稳步前进。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社会主义力量必将在21世纪再次壮大。[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