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书堂先生部分专著及主编代表作

谷书堂先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泰斗，也是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杰出代表。2016年3月，91岁高龄的谷先生离世，留给我们无尽的哀思和无限的怀念。他的离去不仅使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政治经济学研究大师，也使南开失去了一位毕生致力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教育大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谷先生的学生和同事，我们敬仰他并爱戴他，尊重他也怀念他，既感念他追求学术真理的孜孜不倦，也感念他有容乃大、平易近人的学者风范。如今回想起来，受教于他的谆谆教诲，如沐春风，竟已成为我心中最宝贵的回忆。

与谷先生的相识始于我的读博岁月，我是2001年9月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博士的。二十多年倏忽而过，很多事情都已淡忘，但每每回想起求学与工作中同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心中都会无限感慨。我入学时谷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因他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退休后又被返聘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博士生导师。于是，人生的小确幸就这样降临在我身上，我幸运地拥有了两位导师：一位是报考博士时就已经确定的年轻导师柳欣教授，另一位就是刚被返聘为博士生导师的谷先生。那时，谷先生已经有五年不带学生了。同是谷先生弟子的柳欣老师告诉我，我平时的读书学习主要接受他的指导，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则主要协助谷先生。就这样，在忙碌而又充实的博士求学生涯中，我得以多次近距离地接触谷先生的日常工作和学术活动，在无数个或忙或闲的瞬间里见识到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睿智和教育家的豁达。他对当时经济热点问题的深入剖析，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谦虚谨慎，对南开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心忧虑，对莘莘学子的悉心呵护与无限关爱，都让我深深感动。2004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又何其幸运地与这两位著述等身的教授成为同事，在此后的经年岁月里，一点一滴地感受着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宽厚善良的心地。他们不仅是我的学业导师，更是我一生追随的榜样。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谷先生奉行理论研究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深入实践、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并积极主张汲取西方经济学中科学实用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诸多领域，如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分配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和丰硕的理论建树。上世纪50年代，谷先生提出“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把物质利益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经营原则”的理论主张；60年代再论“价值决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理论探讨；80年代初期，他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完成并出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系统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作为依据”。特别是1987年谷先生率先提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始终倾向“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和热烈讨论。这些学术观点为党和国家有关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当年11月，“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丛书出版，收录近百位对新中国经济建设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谷先生在列。无疑，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凝聚着我国众多经济学人的理论、智慧和勇气，而百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则是对他们所作贡献的最好证明。谷先生自1950年开始执教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数十年间持之以恒、笔耕不辍，紧紧跟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主要学术思想融入他所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等教科书中，在经济学专业的青年学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谷先生一生热爱教育事业，为南开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奉献了毕生心血和才智，他对学科建设的孜孜不倦和包容创新，对教书育人的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1983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谷先生出任第一任院长。一方面，作为学科学术的领军人物，谷先生以重视学术造诣和优良学风为己任，兼具把握时代和实践发展需要的广阔视野。他团结全院师生，发挥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等理论学科优势，在短时间内迅速建设起管理学、金融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计学、旅游学、价格学、数量经济、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交通经济等新兴应用学科，使南开经济学学科的总体水平迅速走到全国高校前列，为南开大学的学科布局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谷先生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探索，也为我国教育改革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他珍爱人才、善聚英才而用之的大家风范有口皆碑，他充分挖掘海外校友、国际友人、合作院校的人才资源潜力，把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工作过、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请回南开，创办新的学术机构，开辟新的学科领域。2003年，谷先生弟子中有三位学者同获我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在中国经济学界一时传为佳话，学界谓之“南开现象”。谷先生以教育大家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胸襟，培养造就、吸引会聚了一大批具有强烈责任心与奉献精神的学术精英，为南开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光，微以致远。不论是在谷先生身边求学读博，还是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与之共事，他和蔼的面容和温和的话语早已定格为我心中的美好瞬间。他总是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常常思维跳跃、妙语连珠，对新事物永远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近八十岁高龄时还学会了收发邮件和操作电脑，他怡然自得地练书法、弹钢琴，还偷偷告诉我特别怀念西南村早点铺里的炸油条……这些记忆中的温馨片段一点点勾勒出他为人师表下的可爱与善良，让身为弟子的我们时常不由自主地想念他，怀念过去与他相处的珍贵时光。我想，我们从先生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更有他科研教学的风格、教书育人的方式以及为人处世的风范。谷先生和他同时代的老一辈经济学人一样，都具有执着的人生方向和事业追求。他总是教导学生们要以国家发展为重，淡泊个人名利，做一个正直坦荡、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学会互谅互让、友爱和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0年，谷先生写下《学习、彷徨、求索——从事政治经济学科研、教学工作60年》一文，回顾自己一生从事科研工作的心路历程，他在文中表达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之路必须认真对待、慎重研究的观点，展现了一位学术大家一以贯之的谦虚谨慎和严肃认真对待学术研究的治学态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谷先生的治学精神令人感动。今先生虽已远去，但他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虽天涯海角，然心向往之，亦行将必至。

 学人小传

谷书堂（1925—2016），山东威海人，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曾兼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天津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社会主义分册和《当代中国（天津卷）》副主编，并任十余所一流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在学术研究、科研组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均有出色贡献，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来源：南开大学新闻网

文章来源：天津日报 2024年4月26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