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1日，于赓哲教授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37教室，发表了题为“气——理解古典医学思维模式的一把钥匙”的学术报告。来自历史学院及其他相关学院60名师生听取了报告，报告会由历史学院副院长余新忠教授主持。

于赓哲教授首先以李约瑟之问来阐发自己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认知，认为中医本身是一门学问，并非一定是科学。近代传统医学在西医的冲击下，为了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不断借用西医的科学标准来证明中医的“科学”，这无疑是对中医自身独特性的怀疑。因此，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中国古典医学，必需首先理解古典医学的思维。于赓哲教授从古典医学对瘟疫的病因，也即“气”这一角度，来阐释古典医学的思维。认为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有别于汉语这种形象语言，西方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理论体系、概念系统、理论架构。中国语言则不同，强调语言的积聚性，且无精确概念的意识。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使得国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类比联系，将原本无关联的事物加以整体论述，但是在上升到一定理论层次后却又不再进行细化的分析，而是以模式化思维来对待客体，并且不屑于细化分析，而是始终以超有限、超距离的整体框架解释万物。古人对传染病传染途径的认识，多与“气”有关。气即传统唯象思维的产物，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气，而是一种弥漫性物质。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使人们不可能将“气”的概念进行准确解释，否则“气”的概念则会失去其弹性，失去解释万物的能力。而气论在中国历史上亦有变化，但总体上来说是呈螺旋式的上升，虽然会有各种新的思想出现，或者有新的事物出现，但都可以被置于“气”的框架之下。针对“气”这种弥漫性的病源，人们把对抗的希望也寄托在弥漫性物质上面。如水、火、德行等。最后，于赓哲教授提出，通过对思维模式的把握来理解古人的瘟疫观，毫无疑问是研究古代疫病史的一把钥匙。

讲座结束后，师生们就气的内涵、中外语言的思维方式等问题与于教授做了深入的交流。整场报告内容丰富，语言风趣生动，气氛活跃，取得了良好的学术效果。余新忠教授在最后的总结时，高度给予评价这次报告，并提出史学界的医疗史不应该仅仅以外史自居，医学其实是专业知识和社会文化的共同构建，因此文史研究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深入到医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去，积极打破内外史的壁垒，在努力促进历史学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和加深对疫病医疗内涵的把握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