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丽兰

“五四”那天，我给刘先生发了封电子邮件，谈的是创办一个“博智书馆”的梦想，想听刘先生对这个名字的看法。但刘琰姐在微信里回答说，老人家可能已经无法阅读了。我陡然明白，刘先生的病况急转直下。

昨天，当“老头亲友团”里出现“弥留”字样，平日轻松的微信群气氛变了。一连两日，亲友及刘门弟子，关注着进展，在群里祈祷守望，安慰师母与刘琰姐、刘珞妹妹，气氛悲痛、伤感，但又宁静、温馨。这是一场中美之间跨时空的守望。下午在八里台上课时，也觉得自己心揪着，面对学生有些语无伦次。课后坐地铁返家的路上，终于看到不得不面对的坏消息。

微信圈里陆陆续续涌出各种自发的悼念文字，“哲人其萎，良师不永”“天地有何疑惑事，悍然悖理夺吾师”“风骨不做纸上谭，铁胆赤心著先鞭”“铁骨铮铮真君子，深度反思举义旗”“此刻，你从高处俯瞰世界，你的目光是说不出的柔情蜜意，而我们，愿意展开灵魂，享受和你的对视，永不疲倦”……读着这些深情的文字，心潮起伏难定，想写些什么，又茫然。往事历历在目，回想起与刘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在泪眼中写下这篇“思想者的刚与柔”。

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用老百姓的话说，刘先生是“真汉子”，这是他“刚”的一面。作为丈夫、父亲、师长，刘泽华先生又有温情似水的一面，这是他的“柔”。一位是作为思想者的先生，另一位是作为普通人的先生。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砸碎枷锁、解放史学》等宏文为代表的系列著述，刘先生成为启蒙史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众多南开学人追随刘先生门下，蔚然成就一派风气。不论学术潮流如何潮起潮伏，各种学术热点如何五彩斑斓，刘先生的研究领域有扩展，具体结论有调整，但批判传统的基本立场没有动摇。这是他“刚”的一面。

对传统中国政治特性的考察，东西思想家有诸多论说。伏尔泰的开明专制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魏特夫的东方水利社会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王学文、潘东周、陶希圣、梅思平、郭沫若、吕振羽等学人的诸种说法，以及40年代以降钱穆先生的士人政治论、王亚南的官僚政治论，等等，皆自有其持之有据之处。刘先生从先秦思想史研究，拓展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深入剖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运作机制与结构。其王权主义的理论框架，建立在诸多分支命题与娴熟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其论证逻辑之缜密，堪称“刚”性之论，在学术界赢得崇高声誉。

“王权主义”是刘泽华先生解剖中国历史的刀具。王权支配社会，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结构、观念体系，是整个古代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征。而理性、神性与权力的纠缠并受权力控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重要特性。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与传统文化基础上，衍生出宫廷争斗、官场权谋，亦主亦奴的臣民个性。君主专制破坏价值规律与社会再生产循环，导致中国社会之长期停滞。他鞭辟入里地概括了 王权社会“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势独操，决事独断”的“五独”特征。

刘先生之“刚”，在于他始终坚持史家面前无定论，学术面前无禁区。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时代，他掷地有声地说：“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坚持自己的学理追求。刘先生主持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我是其中“民国卷”的主编。在和刘先生讨论民国卷的写作思路时，我其实顾虑蛮大，不知哪些表述会惹“麻烦”。刘先生鼓励我说，不要事先就阉割自己思路，先放开手脚写出来，不合适的地方再调整。邹文海是民国思想史叙述中没有出现过的“失踪者”，我将他的著作当成重点文献解读，并将这个设想提交到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学术讨论会上。刘先生很是赞同，说只要证明不是抄的，20多岁的年轻人，看过400多本外文著作写出来的作品，列为经典去重点解读没啥大问题。

而刘先生柔情似水的一面，他周围的亲朋好友感受最深。我最真切地看到刘先生柔情的一面，是在刘健清老师家吃饭时。两位刘师是挚友。说起婚恋经过，刘先生充满幸福而又有些得意地说到，在广州进修期间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就是绝症，为了不连累铁铮，就写信，想着把关系给断了。哪知一见面，“她几乎扑进我的怀里”。那时，刘先生的眼里闪着光芒，脸颊染上红晕。师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笑盈盈的白了刘先生一眼，“嗬！你就吹吧，你！”俩人看似在拌嘴，实则伉俪情深。刘先生病重后，师母日夜照料，曾摔折了腿，也住进医院。刘先生对子女的教育虽严格，但也有严父之疼爱关切，而不是沉浸于学术之中而冷落了亲人。先生、师母双双住院后，刘琰姐在中、美两国之间打“飞的”来回奔波。最后几日，两姐妹轮番守候在刘先生身边，真是我们做后辈的榜样。

刘先生之柔情，也体现在他自己对师长的尊重与关爱。魏宏运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也算是我老师们的老师，被戏称为历史学院的“活祖宗”。刘先生的学术生涯中，若干关键节点上，魏先生对他的留用、提拔，起着不小作用。搬西南村新家后，两家人同住一个单元，魏家住五楼，刘家住六楼。每次从美国返回，先生、师母都下楼看望魏先生、魏师母。两位老人家都生病时，也彼此关心病情。有种治疗皮肤病的药效果不错，先生师母就特意从美国带回来捎到魏家。魏先生自己不会使用电子邮箱，有时也向我了解远在美国的刘先生刘师母的情况。刘先生故去，魏师母特地打电话给我，让代为向在美国的闫师母及刘琰姐妹表示哀悼之情，并请她们节哀顺变。

刘先生的柔情，还体现在对学生的关爱。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既是魏门弟子，又是刘门弟子。而今网上总看见因为转导师、出国留学之类，不但导致师生反目，有时还引发悲剧。当年报考刘先生博士时，刘先生希望我研究从中国古代思想到现当代之间的转型或过渡。当时，我已依据孙中山未刊外文藏档出版过学术作品，有的师长觉得我搞中国古代史“浪费”了英文，十分可惜，就“撺掇”我还是回到现代史领域。而我着手准备开题报告时，发现日语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也就是说，近代西学东渐，尤其是核心政治术语进入中国，经过了日本的中转站。我只学过一年的二外选修课日语，且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很难把相关课题做深、做透。在学术研究方向的选择遇到难关时，对我这样的懦弱学生而言，“背叛师门”的压力很大。但刘先生宽容地说，我不是也曾经把两个硕士生“送”给刘健清先生搞中国当代史了呢。有了刘先生的慨然“放行”，我转到魏先生名下攻读博士学位，顺利完成学业。魏先生长于抗日根据地史、华北社会史研究，但老人家也“放任”我探索自己喜欢的民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刘先生不仅宽容了我这逆徒，而且还给予机会。自2003年至2014年，我出版的三本学术著作，都是刘先生领衔主持或主编的项目。学术界同仁对我某本书的称赞，刘先生也及时转告。为帮我和类似情况的同事解决所谓“职称”，刘先生给校长、院长写过信。我请求刘先生不要写，以免引起“非议”，否则会让别人以为我“利用”老先生，而且也让人误会老人家“循私”。结果刘先生硬是加上“并非应某人之托请”之类的字样，还是发给了相关领导。有了老先生这样的关爱扶佑，我深感荣幸，反觉得虚名标签倒在其次啦。

其实刘先生并不是对我搞“特殊化”，许多学生都得到过他的关爱。从学生们的各种回忆中看到，为给不符合“标准”的学生争取读学位的机会，他给有关领导打电话；为解决特殊时期学生的户口、就业、住宿问题，先生和师母帮忙张罗。更有许多关爱有待新老学生们去细说。

刘先生对学生的关爱也获得丰厚的回报。刘先生病重期间，何平学长夫妇用天平给老人家搭配营养食品，并在病危后赴美国陪护。在南开养病期间，学生们有包饺子、烤面包送去的，有帮找治病偏方的、有半夜去找药品的。刘先生去世后，南开历史系校友背景的各种微信圈涌现出自发的悼念诗文。很多新、老学生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刘先生自己可能也预料不到，学生们对他的怀念是如此深情而热烈。就我所在的群，最大的一个群有245人，最小的群是4个南开同学的“闺蜜”群。无论大群、小群，都在缅怀刘先生。人们在群里分享自己的哀思与爱戴，影响远远超出学术圈。新老学生们贴出了不少刘先生的“金句”。有同学精心保留了刘先生1988年6月在毕业纪念册上的题词：“一次机会可能胜过十倍知识，但具备了十成知识，就一定比一百次机会更可靠。你信不信？我信！”另一份2011年1月的题词是：“学术思维要有‘四独’精神，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选择、独立见解”。刘先生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批批的学生。师生之间的深情厚意，也尽在不言之中。

风骨铮铮，大爱于心，这就是刘泽华先生。刘先生一路走好！相信在那更高处，思想者会继续思考、审视、批判！先生之思想，刺透专制历史；先生之温情，护佑莘莘学子。愿思想者之光，照耀后学思路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