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被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界誉为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刘泽华学派）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初版于1996年，在此之前，刘先生已经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1984）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1987），那么，稍晚出版的“三卷本”何以被称为“奠基之作”？可作以下三层解读。

一、从研究对象的扩展到“王权主义”认知范式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政治学学科在高校的恢复，中国政治思想史回归政治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相关的研究渐次兴起。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们首先关注的研究对象问题。如果说，一门学科就是一套知识体系，包括相应的概念、命题和研究方法，那么，研究对象就是划定知识边界以界定概念、命题首要解决的问题。1981年，徐大同等撰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问世，率先提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这一界定可以概括为“关于国家与法的思想”。

刘泽华先生认为，徐大同等人的说法相当深刻，抓住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可是尚有不足。“问题主要是把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的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他提出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内容也应列入研究范围。他主张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学说自身的特点，充分注意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关于治国方略与政策的理论、政治实施理论、政治权术与政治艺术理论、政治道德理论等等。这一界定是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定稿时完成的，从而给“王权主义”学术判断的形成提供了认知路径，也为三卷本涵盖多个学术层面拓展了空间。

刘先生初始是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题归纳为三点：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随后，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总体性判断——王权主义。他认为，所谓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

“王权主义”作为一个特定概念最早发表于1986年南开学报（1986年第4期）的《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一文，这篇文章被收入1987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刘先生对于这一判断的认识和界定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在1998年5月《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天津社会科学98年第3期）一文中，先生对王权主义的三个层次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

从政治思想研究的视角看，“王权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陈述，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的结构性认知。在这一结构中，君主政治权力系统是中心。与中心相关联的，一方是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另一方则是与权力中心及社会结构相应的思想观念。这里的逻辑关系很清楚，政治思想与政治权力系统及社会结构相关联，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作用的互动关系。从而梳理出思想与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文化与制度之间互动并相互影响的研究路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理逻辑，实则构成了一种认知范式。

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对象和作为认知范式的王权主义学术判断，在1996年初版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得到了切实的解读和阐述，成为“王权主义反思”叙事的典型读本。在这一著述的基础上，刘泽华先生及其弟子并学界同人多方面开展研究，关涉广泛，包括传统人文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宗教与政治、王权与士人、圣人崇拜、伦理政治、革命与正统、政治理想与政治批判，道与王、礼与法，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思维“阴阳组合结构”等层面，积累丰厚，为2014年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二、学术主体性和自由思维

刘泽华先生学术主体性与自由思维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中1979年与王连升合著《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一文是具有标志性的。他的治学理念体现了作为历史学家理应具有的学术主体性和自由思维。他曾明确表示“我一直主张独立思考，强调学术个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泽华先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曰《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另一为《史家面前无定论》。集中体现了先生的学术主体精神。

刘泽华先生提出：“在认识对象面前，一切学派都应该是平等的，谁先认识了对象，谁就在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反对在“百家争鸣”面前设置前提和人为的规定，“百家争鸣是为了发展科学。科学这种东西是为了探索和说明对象，因此科学只对对象负责”。他明确表示：“我认为在历史家的面前，没有任何必须接受的和必须遵循的并作为当然出发点的‘结论’与‘定论’”。“从认识规律上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认识的常态；反之，舆论一律，认识一致，则是变态。前者是认识的自然表现，后者则是权力支配与强制的结果。”

基于这样的认识，刘泽华先生力主研究者理应具有主体精神，研究者作为认知主体要从历史中走出来，以造就学术个性。为此他不赞成 “到传统那里寻根、找自己等等”，而是坚持站在当下看传统，以期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蜕变。在研究对象面前，没有前提，没有定论，也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权威。80年代出版的多种著述便是这一学术主体精神不断释放和探索成型的过程。

刘先生的治学理念在1996年问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事实上，刘先生既要求自己，也教导学生们要善于在前人划句号的地方划上一个问号，以怀疑、反思和批判思维引领学术探讨。三卷本的撰稿人都是学生辈，在先生的教导和感召下，撰者将老师的治学理念贯诸字里行间，使得先生的学术精神得以彰显，更是“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学术理念的一次集中展现。无论是章节选择、叙事方式、方法论和学术判断，都超越了以往的著述，为“王权主义反思学派”这一学术群体诸多研究的次第展开铸就根基，拓展了论域空间。

三、反思方法论的成型

刘泽华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反思和剖析，这种立场和视角很为一些弘扬派们所不喜。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只能诠释，不能批判，这一判断实为大谬。从先秦学术到宋明理学，历经“古文运动”、书院勃兴、以至援释道而入儒的宋明理学。其间的每一层变革发展，无不体现着古之学人的反思与创新。古之学者尚能质疑、否定和批判，遑论今人。刘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批判并不是一味否定或彻底否定，而是深入审视与剖析，以期走出传统，步入现代。凡是执“彻底否定”观点者，要么没有读过先生的著作，简单粗暴，人云亦云；要么就是缺乏现代政治学、社会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方法论训练，秉持并局限于1924年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以来的“新学历史学”学术视野及其方法论。

如果从方法论视角看，刘泽华先生的史学研究可以概括为反思之学。这里说的反思是指“认知主体以当下的立场和认知方式审视、回溯传统即以往的事物与知识”。刘泽华先生最早明确使用这一概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一书。反思作为书名，实则体现了他的治学理念。他认为，历史是个不断的再认识过程，历史研究就是当下的认识主体不断反思的过程。历史本是人类过往的记述，历史研究就是要为当下的现实生活作出解释，给出学术判断。先生坦言：“学科学理与反思国情就是我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两个主要依据，也是我三十年来循而不改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曲曲折折很值得反思，其中我认为政治思想的反思尤为重要。”“我是强调分析，强调反思……我自己也认为我是反思派，是分析派，而不是一个弘扬派，我主张在分析当中，在反思当中，来区分问题。”

作为方法论的反思之学延续着“五四”批判精神，蕴含着浓烈的启蒙意蕴。其初衷是“关切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他认为这是“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一方法论在80年代的著述中得以阐发和不断凝练，在三卷本中得到了集中展现。主要有三：一是站在当下看传统，赋予传统政治思想以现代解读。如孟子的仁政重民思想、君权合法性与政治调节思想、汉末反思思潮、五经神话，王安石思想等。二是从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的层面解读传统政治思想，深化并超越以往的思想研究。如“春秋决狱”、忠孝意识、经学思维方式、理学政治思想、元代“用夏变夷”思潮以及关于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思想的解读。三是贯穿着对于王权主义的剖析，引领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比较典型的篇章如汉代纬书的政治观念、黄宗羲、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等。

事实上，王权主义作为认知范式是贯穿全书的。刘先生及其团队无非是想告诉读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中并不含有现代意识，不存在公民、权利、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理念，王权主义作为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基本范式，涵盖了政治体制与社会运作机制，在这样的文化传承覆盖下，“老内圣”是开不出“新外王”的。

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厚重、翔实，论从史出，言之有据，而且多有前人未曾涉及的论题。如名家的政治思想、《管子》“轻重篇”的政治思想、理学政治思想、佛教政治思想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明确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定位。这部著述充分体现了先生倡导的学术主体性和自由思维，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定位为历史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涵容着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政治文化等多层论域。与此前相较，可谓正式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刘门”路向。据此，誉为“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奠基之作，不亦宜乎！

2020年3月25日初稿

3月28日改定

于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