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益民

获悉刘泽华先生仙逝，我恍如梦中，总觉得这不是现实，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

人老了，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通常不过是指有千里之心，未必有奔驰千里之力。刘先生晚年，也确实垂垂老矣，身体日渐消瘦，日常生活琐事也多条理不清。然而，先生人老思维不老，不迟钝，不保守，依然保持对历史的深邃反思和对现实的敏锐分析。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还在发表文章，还在表达思想，还在学术莽原上驰骋。

三年前，弟子们为他张罗八十岁祝寿，他不同意，可众弟子们不听，坚持要搞。刘先生没办法，慨叹“女大不由娘”。贺寿仪式上，有弟子献甲骨文书法寿联：“寿望彭祖八百岁，文追老子五千言。”刘先生说：“上联吹吹寿望彭祖，夸张一下也无所谓；但文追老子，那可说得过头！我区区小人物，哪敢站在思想巨人的身边去！”门生吹捧，老师无奈。将其与古代圣哲比肩，确乎口气太过。好在只是小范围大家莞尔一笑，也不必当真。然而，在缺少大师的今日中国，刘先生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界的一杆大旗，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他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正表明了以他为中心的南开大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已成为这一领域令人瞩目的重镇。有人说，刘先生创立了南开大学学派，刘先生摇头反对，说南开有那么多学科，自己不能代表南开；即使在历史学院，也不能说只有自己这一家之言。但学界已有“刘泽华学派”之说，更有甚者，有学者发表长文，直称这一派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而刘先生仍不以为然，说：“我知识有限，眼界不广，叫什么刘泽华学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长，哪能都归到我的名下？我们研究王权主义，就叫王权主义学派？那好像我们提倡王权主义似的！若叫反思中国的王权主义的一群人，倒还差不多。”很谦逊，展示出学术大家的气度，不醉心于立门立派搞“山头”，一心只倡言学风、学理、学识的进步。只是世事常常由不得刘先生，学界如今对南开大学为中心的“王权主义”研究群体，已然公认成了一个学派。

事实上，对于王权主义，刘先生也自认为这确实是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对它的关注，是解释历史的一个重要思路。“我在国内最早提出王权主义这一论题，从王权支配社会来说，我是论述得最多的人。”多年来，为这个论题，刘先生常遭他人误解。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还曾被认为对中国现实社会有“恶毒攻击”嫌疑。1979年，他与王连升合写《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大冲击力。刘先生回忆：“有多封读者来信，从政治上进行猛烈批评，指责是‘砍旗’行为。”还说作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也就是说，评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就是在影射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好在时代发展了，思想的解放，让刘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没有因此受到干扰，并且还使他的思想论点日臻完善。不过，随着“王权主义”研究影响的扩大，世人对刘先生又有了新的误解，以为他研究王权主义，研究君主专制，就一定是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的全面否定派。刘先生对此颇感无奈，说自己当年发表的处女作，就是《孔孟的富民思想》《荀子的中庸思想》；1978年写的《打碎枷锁，解放史学》文中，有一条就是“解放孔孟”。后来写过的好多文章，虽说对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多有抨击，但绝不能说是全盘否定。刘先生强调，事物总有两面性，不能用走极端的眼光去审视。即使是“王权主义”，在他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他也坚持“把王权主义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现象来研究，但不作价值判断，是好是坏留给读者自己考虑”。可见他是在努力促使人们思考，且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真不啻是一种无为无不为的境界。

  　我于上世纪80年代读先生的史学文章和著作，开始折服于先生的思想深度和高度。改革开放初，刘先生与我的导师王连升先生合作写过多篇与王权相关的历史论文，社会反响强烈，吸引着我对“王权主义”观点有了极大关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此作为出发点考察中国社会历史，不是问题。然而，在生产力还没有突破现有生产关系之前，社会运动的驱动力来自社会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却主要不是通过经济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通过政治权力，也就是王权来达到。在生产关系没有根本变化的漫长的历史时代，王权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之上，以非经济方式主宰着社会经济运动的方向。刘先生的论点，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根本缘由。过去学界均是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刘先生则抓住王权主义这个纲，指出，在诸种社会结构中，王权结构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被视作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这些看法，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人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社会，起到了深刻的引领作用。

    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时，刘先生还未卸任系主任职务，我有幸聆听过他在讲堂上畅谈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正是基于对先生学问的敬仰，后来我主持某出版社的编辑业务时，即确定要在这方面做点事情。《先秦士人与社会》是我们对先生旧著的再版。同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的韩玉霞编辑提出想做名家学术精要选题，其中包括刘先生的学术精华，我对此大力支持，这就是后来《王权思想论》一书的由来。此书只是一本小册子，在刘先生已出版的众多鸿篇巨作中，看似很不起眼。然而，它却涵盖了该书出版以前刘先生所有关于王权主义的主要论点。我们的想法是，用最少的篇幅，浓缩先生在不同时期、不同著作中提出的主要论点，从而构筑起“王权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利于人们更便捷地认识王权主义核心内涵。该书出版于2006年，后来这十余年刘先生在“王权主义”理论上应当还有新见解，但愿日后能借助先生门生之手，将此书修订再版，把新内容再补充进去。

刘先生思想深刻，却又是个十分有趣的老头儿。上岁数了，先生曾戏称自己在家中受到三个女人（老伴和两个女儿）的“管制”，总被她们要求应当如何如何，不要如何如何。他笑称：“对于她们的指示，我是诚心接受，坚决不改！”透着老顽童的固执。事实上他日常生活又不能不依赖于她们尤其是老伴的帮助。有一次我与几位同仁登门拜访，称赞他为“当今青年人的精神领袖”，先生摆手摇头，很不以为然，一语双关地说：“像我这岁数，还能做什么？别说引导别人，常常自己想做些事情，也总感到无能为力。”那时刘先生确实岁数大了，耳朵有点听不清，背也有点驼，匆忙出来接待我们时把毛衣穿反了也没感觉到，以致先生的老伴慨叹他糊涂。我们说，先生是小事可能糊涂，大处向来敏锐。确实，只要一说到传统文化，说到王权主义，先生便挺胸抬头，两眼发光，言谈中思路极为清晰敏捷，并且还喜欢就思想学术问题与人争论。先生家中的厅墙上挂有一张汉画像石拓片，拓片中间有两羊相顶的图案。先生指指那图案，将自己的两拳作出相顶的架式，笑称自己就常处在顶牛的状态中。这“顶牛”，有他晚年与家人的“顶”，有他与别人观点交锋时的“顶”，而更重要的是有他不曲从众流、坚守文人风骨的“顶”。这样的精神风范，着实令我由衷敬佩。

我曾表示，很想听听先生讲南开大学往事。2017年1月，在病房中，先生在说完“‘文革’中有六大院校搞了中国通史，只有我们南开版中国通史后来正规出版了”的往事后，表示有机会以后可以见面继续畅谈。只是万万没想到，先生如今驾鹤西归，此愿也就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行文至此，正值子夜。我忽然想起某位诗人的几句诗：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2018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