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师伟

2018年5月8日北京时间15点28分，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停止了思想，一颗能够醒世励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恩师刘泽华先生在美国西雅图告别了这个他无限热爱的世界，告别了这片他魂牵梦绕的中华热土，往生天国，弟子惟愿有天国，惟愿先生能够继续快乐地思考！先生的驾鹤西归，丢下了身后依然沐浴在先生思想光辉里的弟子。上天以这种方式给弟子们断了思想的乳，何其残忍！弟子所学尽皆来自先生，弟子的成长也总在先生的帮助与指点下，先生的突然仙逝撕破了弟子曾经完整的精神世界，撤走了弟子精神世界里那盏最明亮的灵灯！这也是弟子几日来屡屡想写点东西却又总也捕捉不到什么的原因。千言万语，倾诉不尽弟子对先生的思念，想要说点什么，却又千头万绪，无从说起，明明有很多话要说，坐在电脑前却又感觉一片茫然，拙嘴笨舌。自己原本也是个拙嘴笨舌的人，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和自己对话。一个大学四年只知道泡图书馆，而羞于表达的人能在生活及工作上变得自信起来，今日想来，都是先生苦心培育和塑造的结果。先生于我，确有再造之隆恩！

人生茫茫是否真有所谓命中注定，我也不能确定。但在自己有限的阅历中，却又分明感觉到，有些人，你一定会遇到，有些事，你一定会遇到，这大概就是常人所谓之缘分吧。我初识先生，是通过一本著作。大约在1993年九月下旬，我为了回答自己心中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些问题，在图书馆寻找有关著作，一本名叫《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的著作吸引了我，借来一阅，即被其中的诸多论断和论述所吸引，先生走入我的精神世界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我素来的南开情结，此情结大概是起因于南开大学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赫赫名声吧，于是打定主意考南开大学专门史专业中国政治思想史方向的研究生。直到考试前，我都没有读过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甚至没有读过《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不是不想读，实在是苦于读不到，当时没有网购图书的便利，虽知道有此书，也无从购置，图书流通渠道不畅，图书馆虽然显示有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但却一直借不到，论文也没有看几篇，当时也没有电子检索的便利。所知不多又义无反顾的我，就凭着自己对思想史的热爱，杂七杂八地看了许多，但对于先生学术的了解却依然停留在《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傻傻的我几乎是以近乎自毁的方式在冲锋，结果竟以飘过的方式成为唯一过线的候选者。这是侥幸，还是缘分?自己也说不清，似乎真的是“错路不通，通路不错”。先生就这样成为我圆梦南开的那个贵人。抚今追昔，竟已是阴阳两隔，不胜唏嘘，感念洪恩，涕泪俱下！

从先生受学以来，已有近22年，22年间与先生来往的点点滴滴一幕幕闪现在脑海中。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先生逝世后网络平台上掀起的悼念浪潮，已经给出了答案，先生的崇高人格、无畏勇气及善良无私、坦荡睿智，征服了所有参与悼念先生的人。先生的学术思想如何，虽然历来有不同认识，但不论是否赞成他的观点，谁都无法否认先生是一个有自己原创学术观点且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我曾经写过三篇评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此处不想重复。借着悼念先生的机会，我想谈几点关于先生之为人及为学的感悟，以慰藉心中的感伤。

先生是一个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哲人。先生之真首先表现为他无私无畏地追求真知识，坚持知识逻辑而敢于挑战权威。先生既能在艰难的岁月坚持知识逻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自觉维护自己认识的主体性，不畏惧政治权威，在评法批儒的会议上提出了反潮流的观点。先生还能在改革开放后，走在理论创新的前沿，提出要“打碎枷锁，解放史学”，发起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主张“政治大于阶级”，发表了“史家面前无定论”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当时解放思想潮头上的重要提法，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迄今仍有震撼人心的理论力量。先生更能在史学界宏观历史理论退潮而陷入琐碎化的时候仍然坚持宏观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学界坚持按要素分配观点占主流的情况下，先生还在坚持着自己早年接受的劳动价值论及剥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感念，在国学领域盛行唯心主义方法的情况下，先生依然在思想史研究中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先生之坚持解放思想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是基于同样的知识逻辑，而完全不考虑政治权威如何看待自己的观点，大众是否会欢迎自己的提法。有道是“毁誉在人口，浮沉我自扬”，先生正是以知识逻辑为基础，立足于求真知识，讲知识的真逻辑，才能总是那样的镇定自若，那样的从容不迫，那样的谈笑风生。先生没有一丝一毫的媚颜奴骨，永远都保持着智者的不卑不亢、从容自信的气度，往往在轻松的对话中一语中的，提出具有理论彻底性的观点，从而令人豁然开朗。

先生之真还体现在先生的学问建立在真材料的基础上。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没有史料不说话，让史料自己说话，用完整的史料说完整的话，绝不断章取义，绝不望文生义，绝不以己度人曲解古人，绝不曲学阿世。先生出身于史学，于史学不仅素有训练，且有重大贡献，在理论上有重要影响。先生学问之真，根源于先生对史学认识论的深究和深得，他关于史学认识中的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有着精湛的研究，其研究结论也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中的文献分析法多有暗合，具有科学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性，其中先生对史学认识作为一种间接认识的看法，表现了先生对史料的依靠与批判的辩证态度。史学认识作为一种间接认识，不能直接认识历史活动，而只能依赖史料认识历史，因此在认识中必须坚持让史料说话的原则，但史料又出自特定的人，从而史料虽然记录和反映历史事实，然而又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史料因记录人投射了主观性而大于历史事实，史料因记录人的局限性而小于历史事实，何况史料还有真伪。先生对于史料的可靠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这是他对自己所得结论和所提出观点拥有足够自信的根本依托。只有真史料，才能获得真知识，依托假史料，只能收获假知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这一点尤其重要。

先生之善良出自天性，葛老师说先生眼里没有坏人，其实先生在自己生活中并非没有遇到坏人，但他总是选择原谅，即使原谅的结果带来了新的伤害，他在最后也还是选择了原谅。杨阳老师说的一些话，包括先生为学生解围维权，为学生找工作所做的种种努力，都足以说明先生是一个有着精金美玉般人格的圣人，先生是一个行动着的儒者，他以自己的行为生动地诠释了儒者的仁爱，他以教学相长的模式践行着儒者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有人说先生是传统文化的诤友，其实先生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者。先生能爱与自己观点对立的人，尤其偏爱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即使你是一个批判先生观点的人，他也能与你心平气和地讨论，并以你批评的有道理而欣慰。他绝没有一些弘扬传统文化以儒家自居者的一触即跳，更没有以儒家自居者那样遇到批评竟要攘臂而上的那种气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宽容、提携后学、鼓励质疑及自我批判精神，竟然如此完整地体现在先生的身上，而又如此荡然无存于一些传统文化的提倡者身上，这是不是一种悖论?我尚没有想明白，但隐隐约约感到两者的差异是不是恰恰就在于“行仁爱”与“言仁爱”。先生是在实践中践行了仁爱，他属于“行仁爱”，仁爱之行，始终是善而未尝不善，而另一些人则不过是以说“仁爱”来圈粉谋利，属于“言仁爱”，仁爱之言，或未曾一善。

先生之善行于细节，凡近距离接触过先生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无微不至的善良。先生会接待素昧平生的学生，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先生会给毕业生写励志的话，强调知识的价值，先生能呵护学生对于知识的稚嫩好奇心，会鼓励学生们质疑和批评的勇气。凡此之类，都是教学中师长对于生徒的无尚善意。先生的善意还会临照到学生的生活，会及时发现学生心里的伤与弱。在这里，我想分享几件往事，以见先生对我的关爱。2000年，我和爱人居于两地，她在老家上班，我在天津上学，那年5月，爱人诞下一个男婴，仅仅存活四天，就夭折了。我在老家伺候爱人坐月子，山西人坐月子挺麻烦的，家里抽不出人，又怕别人说话不慎刺激爱人，我只要跟先生说明情况，请先生允许我留在老家伺候爱人。先生是当时最先安慰我的人之一，他安慰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上帝收回了自己不完美的作品，他会送你们一个完美的作品”。我把先生的话说与爱人，她也很是感动，并接受了先生安慰语中的说法。2002年，我毕业的时候，爱人来到南开大学，先生和师母请我俩吃饭，还又当面安慰我爱人一番。在先生看来，我和爱人是一起的，先生赠予我的书，都写我和爱人两人的名字，在我们看来，先生的仁爱中也包含着师母的仁慈！2003年4月，我和爱人又诞下一子，当时感觉第一个连名字都没有就夭折了，是不是没有名字拴不住?我和爱人当时向先生请名，先生认真地拟了好多选项，并细细说明这些名字的意义，我们在孩子名字的问题上选择了先生推荐使用的名字。点点滴滴，总在心头，絮絮叨叨，总说不尽！

先生是一个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既是思想，难免给人一副刻板的印象，更何况还是政治思想，还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先生研究思想，而极富有美的情趣，他把自己的审美情趣与专业探索结合得非常自然，研究中国历史，雅好收藏古物。古物为历史遗留，往往与特定的史实相连，文物中的历史，既具体而微，又生动形象，还能提供一些另类的历史细节，从而为史学探讨带来一些寻常人难以觉察的趣味。先生的收藏纯为爱好，但在收藏成果上也有一般收藏者不甚看重的珍品。我对收藏毫无兴趣，也并未观赏过先生的收藏。在南开上学期间，我有幸见到先生从市场上淘到的一份辛亥革命时期的山西太原文告。先生大概知道我于收藏兴趣不大，平时也很少有这方面的交流。我之所以见到这份文告，一则因为我是山西人，似乎我应该有点兴趣，二则是沾了历史学院近代史研究专家同为山西人的王先明教授的光。这份文告所提供的信息与一般山西太原辛亥革命时期回忆录内容不同，王先明教授认真地看过后，认为文告是真的，先生当时的高兴自不在言。李学勤先生一次在南开搞讲座的时候，提到了先生收藏一面铜镜的事情，对铜镜的历史价值与文物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先生收藏古物的爱好，既有证实历史的乐趣，也有发现历史事实的乐趣，把历史读活，从历史中读出乐趣，是否如此，只能揣测，但看得出先生的收藏真的是让他感到快乐的事情。

先生的学术研究集中在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政治思想领域，其观点自成一体，理论观点完整明确，在学术上个性突出，见解独到而深邃。先生既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史学家，曾经提出史学研究要关注和关怀人类命运的重要观点，也是一个强调思想解放、提倡自由认识的史学家，曾以提出“史家面前无定论”的观点促进了史学研究中的思想解放，更是一个在方法和概念、理论上与时俱进的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在概念的选择与加工上反复揣摩，精益求精，在诸如君主专制、君主集权、皇权主义的等同类概念的基础上，以“王权主义”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的特点。在认识和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思想的过程中，先生还不断创新已有提法和接纳新的理论工具，在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与理论丰富上进行了探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先生大概是最早提出“政治大于阶级”提法的人之一，强调政治在内容上还应包括非阶级性的内容。这在中国政治学话语还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20世纪80年代，十分难能可贵，而先生接纳新概念、新方法如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等概念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成果反过来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政治学理论领域的理论内容。先生的学术研究集中在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的研究，以史学归纳的方法，在近乎穷尽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从中国观中国，结论是那样的纯粹。先生研究的认识成果，既具有经验认识形象丰富饱满的特点，又给人以一种整体性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特点的印象，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西方理论投射之杂质的纯粹中国的完整镜像。先生以王权主义概括的这种镜像，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体系，而还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体系。先生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的结论，很好地体现了先生“政治大于阶级”的判断，其《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立足于这个判断进行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找寻和确定的。同时，先生的研究也始终坚持着社会史与思想史互动的原则，从社会说明思想的内容，以思想把握社会历史的高度，从而他的王权主义理论既是一种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观点体系，又是一种解释和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理论话语。   先生所以在中国学术的历史学、政治学及哲学领域产生重要理论影响，大概就是因为王权主义理论体系的这种不期而至的跨学科特征。

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的时候并没有局限于某个学科，而是在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中逐渐自觉地走向了跨学科研究。先生的研究首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以史学认识的归纳方法，追踪和追问了政治学视域关照下的历史政治问题，得出了有相当说服力的理论结论。先生的王权主义理论在中外学术界已有相当的影响，一些影响是立足于正确完整理解先生观点的基础上，也有一些影响是立足于对先生理论观点的不够了解或曲解的基础上。因为先生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并且在所跨学科的范围内做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融会贯通，所以如果人们局限于其中的某个学科，就有可能误会、曲解先生的观点。比如王权主义是一种宏观认识和解释长时段中国传统历史的理论，但在长于和热衷于考实性认识的史学界，这种解释的重要性在中国史学领域长期没有受到应有关注，只是近几年才有学者充分肯定王权主义理论的历史解释功能。受一定时期学术界主流政治观的影响，中国政治学领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往往受政治就是围绕政权之阶级斗争观点的影响，关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各个思想家关于阶级和国家的理论，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是贴阶级标签，二是按照现代人的阶级与国家观内容整理有关的看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研究中忽略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特定政治问题及特殊理论命题。站在以阶级与国家定义政治的理论立场，王权主义所展示的内容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历史学的观点，从而忽略乃至是严重低估王权主义理论的政治学理论价值。这种忽略或严重低估也是一种曲解或不理解。最不能充分理解王权主义理论内容和理论价值的学科，大概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同情性理解和研究儒家及儒学的学者。先生王权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超出他们的理论视域，导致后者在学科上出现盲区，从历史学或政治学学科角度观察到的现象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同情性研究儒学史的研究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王权主义的理论还坚持了研究社会与思想互动的原则，而这与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概念到概念和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原则完全不同。前者在研究中坚持社会是思想的基础，思想是社会特征的自觉。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一定的思想内容必定根基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后者在研究中只是就思想家的著作进行解读和解释，认为伟大思想家的普遍概念必然包含永远正确而亘古不变的内容，以自认为可靠的文本进行着自以为是的解释，以自己的解读结果作为古圣先贤的本意，然后把自己所说的话认认真真地信仰起来。站在这样的学科方位之上，其不理解王权主义理论的内容，自在情理之中。

先生研究一生所得的理论成果异常宝贵，在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和发挥重要的理论影响力。因此不论研究者持何种立场，抱何种宗旨，只要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思想，就必定要正视王权主义理论的价值，而要正视王权主义理论，就必须首先要了解王权主义理论。先生既是由历史学、政治学及哲学的融会贯通之道铸造出了王权主义的理论，后学了解王权主义也当以历史学、政治学及哲学的融会贯通之道进行之。这一方面是学科视野上的跨学科要求，在焦距对准的情况下，跨学科的范围和深度与对王权主义理论的科学了解程度有正相关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要在跨学科之间实现理论上的融会贯通。关于这一点，我曾有专文论述，大概来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融会贯通，就是一个“通”。“通”有三个层面，一是要做到历史维度上的古今贯通，深彻理解社会与思想的关系及思想彼此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在一个时代整理时代同一性，理解不同学派在同一个时代的相同点，避免个人偏见带来厚此薄彼；三是做到政治问题与政治理论上的贯通，以问题贯通学科，从多学科中归纳出结论。一个成熟的研究结论，不能仅仅是一种评价性的价值认识，而必须首先要有充分反映客观的事实性认识，搞清楚研究对象的真相，原原本本，完完整整，清清楚楚，而后还要有出自科学分析的抽象性认识，懂得研究对象发展的规律性，有了这两方面的基础，才能自蔽自盲的价值性认识。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认真反思和总结分析过史学认识论或者说是历史认识论，上述三个层次的认识就是这种历史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先生以历史认识论为基础，融会贯通地得到的研究结论，其科学合理性有充分的依据。了解先生的观点，合理地评价先生的理论，并发扬光大先生的学思想，变其本而加厉，继其踵而增华，方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