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下午，不幸收到了孙老师离开的消息。虽然早就得知老师的病情，但当噩耗传来时，还是让我万分震惊，痛惜失去了一位良师，深感悲痛！

在结识孙老师之前，我就阅读过他的著作《解读大秦政坛政治双星》我是2010年入学，成为孙老师的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博士，接触最早的专业课之一就是孙老师的《魏晋南北朝史》。孙老师旁征博引，幽默风趣，大大增加了我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兴趣。我以前的专业不是中国史，孙老师循循善诱，给我补充了不少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业知识，让我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初步的了解。

在博士论文撰写期间，经过孙老师的教导，我选择了北朝后期这段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大量阅读了相关的著作，孙老师帮我从宏观上把握了文章的撰写标准、体例和观点，最终完成了论文答辩。2015年，我的博士论文《北朝后期军阀政治研究》蒙人民出版社出版，孙老师又在百忙之中为我作序，以上点点滴滴，我将永志不忘。

孙老师在百家讲坛主讲期间，我有幸当场聆听了“从司马到司马”那一场，该节目讲述了司马氏的兴衰成败，引人沉思。录制过程中，他从不动用中央电视台的各种人脉关系为自己谋取便利，每次授课完毕，都自付食宿费用，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

他一直强调学者不应该摆架子，耍脾气，对反对自己观点的人并未口出恶言，但是依然坚持己见，如《流血的仕途》作者曹升，对他关于李斯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网络名人方舟子对他关于秦始皇身世的观点进行指责，孙老师为人谦和，耐心解释，未形成激烈辩论态势，避免了舆情的复杂化。我深知在这方面尚未达到孙老师的层次和境界，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将继续以孙老师为榜样，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修养，这才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在学术上，孙老师主张史为今用，以史为鉴，推动史学的公众化、大众化。我有幸聆听了一次他给某企业单位进行的学术演讲，他将李斯、范蠡这两个历史人物的经历同个人的人生价值观、道路选择相结合，希望大家以他们为借鉴、走好人生路，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原来较为枯燥的史学必须做到接地气，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密切结合，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他无数次指出，学者不能仅仅局限在书斋之中做高精尖学问，而是要走到民众之中，将学术语言转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让严肃、刻板的学术史学，同民众的需求相结合。他的这些主张，在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史学危机”、“人文社科危机”的今天，依然存在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必须不断继承、发扬他的这种精神，不断推进史学的公众化、大众化的事业，于私于公。这都是颇有裨益的事情。

在生活中，孙老师和蔼可亲，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善于同学生打成一片，因为体谅我们没有就业、成家，很多次聚餐都是他主动付款，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孙老师教导我们要学习历代贤人士大夫的风骨、风度，不能曲学阿世，要坚持基本的学术品格，这些都让我们感觉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作为后学者，我们应该不断继承孙老师的学术品格和道德品格，将他留下来的史学事业不断发扬光大，不断推进史学事业的发展，以告慰孙老师在天之灵。

                              曾磊 泪笔

                                    2020年2月1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