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认为，扎实的基础课是南开历史系成功的一大原因。至今谈起，他仍赞不绝口：“一、二、三年级的基础课全是名教授上的。到了80年代国家恢复博士生制度的时候，所有给我们上过基础课的老师都是第一批的博士生导师，说明他们是学术上很有成就的老师。所以我觉得我是有幸在南开听了这些老师的课。”接着师兄便如数家珍地列举出来：王玉哲老师上“先秦史”、杨翼骧老师上“魏晋南北朝史”……另外，师兄指出他没有采取当时一些同学的“上课做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学习方法，而是上课认真听讲，做简要的笔记，课余看很多课外书，老师开的书单他都会找来看。

师兄还认为，教学环节的连贯和完整是南开历史系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上课听课、做笔记——课后做作业、阅读——讨论——疑难解答的教学环节始终贯彻在基础课中。“第一阶段，我主要是得益于基础课”，师兄这样评价第一阶段的学习。    

到了分专门化的阶段，虽然专门化课程和基础课课程是同一批老师授课，但课程更专业了。师兄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课程，他称道这个阶段同样是得益匪浅。师兄以杨志玖先生开设的“元史”课程为例说明：“课前会发两个材料：关于元史的基本史料目录，现代人研究元史的论著目录，然后会要求学生根据这两个目录到图书馆找书看，而且要求精读一、两种的基本史料……太受益了。知道这个行道里有哪些人做过研究，有哪些人有什么名著。”

师兄曾在南开大学80周年校庆时写下的《治学方法从众师中来——忆南开历史系老师对我的教诲》一文中这样写到：“这两种材料给我的印象深刻，至今我研究问题，都是从这种方法入手。”另外，在开列的元史研究书目中第一次看到陈垣的多种研究专著，加上先生本人对陈垣的尊敬，使师兄对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的史学大家陈垣也产生了兴趣，并在后来治学重心从秦汉史转向近代岭南学术史后对其人进行了专门研究。

至于第三阶段，师兄感慨“对学生的锻炼太大了”。在写作四年级的学年论文时，师兄的题目是《两周“小人”身份》，受王玉哲先生指导。五年级的毕业论文，师兄依然选择王玉哲先生出的同一课题，题目定为《两周的“民”和“氓”非奴隶说》。“四五年级的整个精神境界就是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里面”，定下题目后，师兄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具体方法是把先秦的文献中的“民”、“氓”都找出来，证明皆不是奴隶。师兄进一步谈到他利用工具书找出文献中的“民”、“氓”的方法，提起曾向来新夏先生请教《佩文韵府》的使用方法，至今受用。

除了学业上得到很大的长进，师兄还指出“南开教我读经典”，这些经典可分为三种：马克思主义经典、史学经典、提升人生修养的经典。关于从中的获益，师兄曾在南开大学90周年校庆时写下《南开教我读经典》一文详细讲述。

2016年8月与采访者蒋超仪、何楷泳

合影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铜像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