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上午，第八届中国史研习营专题讲座第一场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海宗轩（119室）举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立新教授受邀做了题为《中国考古学的兴起背景与最初十年的进展》的讲座。中山大学历史系于薇教授主持讲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尊志教授、陈畅副教授出席。

于薇老师作为主持人介绍了王立新老师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同学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立新老师的到来。

王立新老师从《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著）书名出发，引导同学们思考考古学的意义，并引入了本次讲座的主题。

王老师谈到，考古学在近代中国的诞生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近代中国面对着极为严重的内忧外患，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开启了艰辛的求索历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为西方科学技术与各类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扫去了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是近代 考古学能够在中国诞生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19与20世纪之交，不少外国人来到中国各地从事探险或考察活动。这些人有的在中国境内如入无人之境，疯狂盗挖古遗址，诱骗收购敦煌经卷，甚至大幅切割壁画，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不过，由于这些人多数受到过近代科学的训练，他们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认识，对于后来的工作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些探险与考察活动，客观上对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也有刺激和促进作用。

考古学的产生也和20世纪初学术思想领域发生的巨变密切相关。西方史学观的传入，使得人们认识到，研治古史，除了传世文献，地下出土材料也是一类不容忽视的史料。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实际是20世纪初中西学术思想碰撞交融和新史料大发现双重影响的产物。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引发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变革，催生了史学界“古史辨派”的兴起。顾颉刚认为历史文本并非古史的忠实和纯客观的记录，历史文本的产生和流传都是史学家主观作用的结果。这是十分高明的学术思想。尽管古史辨派的主张存在矫枉过正和只破不立的问题，但疑古之后寻找新史料的需要促进了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此外，早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自信心造成了颇大的冲击。解决中国文化的来源问题，重建民族与文化自信，无疑要依靠新的资料、方法和手段。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王老师以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之年定为1921年，一个重要的标准是1921年各种考古学力量基本形成，其中包括作为合作者的外国学者，独立发掘的外国学者，民国初年的归国留学人员和部分本土历史学与金石学者的转型。这一年有了几项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宋代钜鹿县城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的学术机构组织的、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发掘工作，时间上也早于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在学术史上理应得到重视。1928年以后，中国的田野考古主要以单位承担的方式进行。当时主要从事考古工作的单位有中国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等。最初十年的考古工作之中，涉及的时代和地域进一步拓展。发掘者虽仍以外国人为多，但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其中，并且有了自己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当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中国史前文化的确立，中国史前文化的来源等。在发掘方法和器物分类方法上存在缺陷，但已经有了明显进展，还有人尝试开展了一定的理论探索。

最后，在提问环节中，同学们反响热烈，王老师为同学们认真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