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史研习营专题讲座六

黄道炫:战时中共革命系统的运作


823日下午,“第八届中国史研习营”第六场专题讲座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海宗轩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黄道炫教授以《战时中共革命系统的运作》为题开展了三小时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教授主持,贺江枫教授、张展副教授、马思宇副教授、郭宁老师和研习营全体成员参与,众多学生旁听。

讲座伊始,黄老师首先指出中共革命系统在各个领域都有运作,本次讲座不会选定某个特定方面进行阐述,进而以两个设问对讲座主题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

第一,为什么会以“系统”作为中心议题?黄老师提到,一方面是回应八十年代的思想资源,当时受到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启发。另一方面是与社会科学理论的交叉融合,“系统”其实是个社会科学概念,他自己主要从三个方面理解,即干部训练系统、政策贯彻系统、战时抵抗系统。黄老师还强调了学科交流的重要性和注意点,历史可以说是人文学科里最特殊的,时间趋向是过去,基础点是过去,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则是面向现在,所以历史肯定会有其特殊性。即使如此,也要向其他学科交流学习,借鉴其研究方法、思考方式,这样历史学科才更能获得向前的动力。不过,用其他学科概念来统合历史主题,要时刻警惕为了概念而套用史料,审视概念是否与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相冲突,形成两张皮。

第二,为什么讨论系统?黄老师指出,研究中共时我们其实能看到一些不足,但是该如何解读呢?即使我们在文本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未必就代表这个政党一定很弱。因为“政党能否发现并解决自身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通过史料可以看到,中共未必总是能够做到无坚不摧,历史进程总是曲折多元的,但中共能够发现并面对自己的问题,或许也正是中共力量之所在。拥有自省精神,才有不断的进步空间。

具体要如何看待史料里呈现的问题呢?黄老师谈到,一个重要方法是比较思维,比如与中共的对手国民党进行对比。很多材料显示,抗战时期的老百姓认为共产党虽然也会有各种问题,但比起其他政治力量,还是会“好一点”。我们现在无法衡量这个“一点”究竟是多少,但这里好一点,那里好一点,好到最后可能就不是一点点了。因为中共组织是一个系统工程,所有环节都环环相扣,不是单项运作。其他政治力量可能会好坏相抵,但是中共是这里好一点,也会影响其他地方好一点。这种好的叠加效应,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就形成了系统的力量。

接着,黄老师着重阐述了抗战时期中共的抵抗系统,具体讲了游击战、正规军、根据地作为整体抵抗系统的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三个方面是不同的、有矛盾的,却通过中共的系统运作,实现层层咬合。

首先,游击战和正规军,这两点从字面上看似乎不无冲突,抗战时期却融为一体。游击战的关键就是“游”和“击”。“游”是常态,通过不断的“游”,尽可能寻找能够形成歼灭战的战机。游击战的特性决定军队需要快速、艰苦的运动,这对于士兵的体力要求非常高,中共的游击战的主体实际是正规军。关向应曾提到,支持游击战的军队是以八路军的正规军做基干的。战时中共几乎所有成功的战斗,都是正规军的杰作。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正规军,主导了敌后战场的走向,这是基本的事实。当然,中共的这套体系是动态运作的,正规军会分散为游击队,游击队又会发展为正规军,但基干是正规军。也就是说,战时中共游击战的主体,其实是正规军。

黄老师指出一个重要问题,中共将领聂荣臻、彭雪枫都提到,部队分散出去容易,再聚回来难,如果容易,八路军就不值钱了。那么何以八路军分出去就不会散?这也能看出中共的系统运作。其一,强大的政治教育体系,比如提供书报陈列室让党员学习,定期进行思想汇报等等。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识字读书,但共产党这样做了,就会形成一定的核心力量,发挥出党员的先锋作用。其二,官民平等概念的普及和实行,总的来说中共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其三,制度的保障,中共主张地区队的编制最好选本地人,连以县为区域编,班以乡为区域编。地缘的亲密可以形成情感羁绊,再加上地方和军队的连带机制,若有士兵逃跑,很容易被当地熟人指认。这个制度的实施,需要强大的地方控制力,而中共在这方面恰恰又很擅长。所以,这其实是各种方法和制度、组织叠加的结果,这是游击队生存发展的要义。

再看根据地和游击战。根据地强调“据”,游击战强调“游”,似乎也不无冲突。黄老师认为,打游击战就是因为力量不够,没有扎下去的本钱,这种情况下怎么建立根据地?可是如果不建立根据地,就无法壮大力量,只能在流动中被消灭。既很难建立根据地,又不能不建立根据地,中共当时可以说别无选择。当然,别无选择不意味着蛮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际谈到了解决的办法。他强调建立根据地不要变成对地本身的执着,而是要以人为主!地无法流动,但人可以流动。面对日军的扫荡,军队理论上可以带领百姓不断流动以保存有生力量,而这个过程须仰赖一个雄厚的组织体系来支撑其进行资源调配。此外,中共洞悉日军由于异地作战,兵力有限,对中国的占领只能做到针对资源的有限占领。罗荣桓曾计算过日本人的占领成本,比如建造一个碉堡的平均花销,发现正因为共产党建立根据地进行抵抗,加剧了日本人的占领成本,导致其占领范围更加有限,最后便利了中共根据地的生存。当然,具体执行中,情况远远复杂得多,有国际国内的多重背景及中共对于机遇的把握与创造,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历史研究者尚难描摹于万一。

讲座结束后,在座研习营成员就国共两党的训练区别与成效、苏联游击队理论对中共游击队理论的影响、游击队如何筹饷等问题积极向黄老师请教,黄老师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主持人江沛教授为本次讲座做总结,讲座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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