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晚，第八届中国史研习营第三场史料研读活动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的带领下，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挺阁（127室）举行。本场活动由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艳春副教授主持，本届中国史研习营20余名营员参与活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一众师生到场旁听。

本场活动主要围绕明隆庆《临江府志》卷七节选、《历代判例判牍》第三册收录明嘉靖四川地方司法档案节选，以及明正统《德清蔡氏宗谱》卷三《蔡氏文溥公自叙年谱》等三则传世文献史料开展。刘永华老师开门见山地阐明了本场活动的主旨，即试图“打通”制度史与社会史，一则以明代的数个案例为切入，探讨王朝国家的制度措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再则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明代社会，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明前期社会与明后期社会，乃至清代社会的异同，并形成一种思路，追问其他时段的相关问题。刘老师强调，史料研读是历史学人的“看家本领”，不同类型的史料书写形式各异，而史料的书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什么，故辨清史料的门类十分重要。刘老师进而介绍了本场活动所涉及的方志、案卷与年谱三类史料的基本特点，指出本场活动所聚焦的三种文本均同赋役相关，赋役乃民众与王朝国家发生关系的基本方式，明代前期的赋役制度意义重大，但相关一手史料稀缺，故我们惟有尝试通过明中后期的有关记载推知当时的情况。

接下来，刘老师带引同学们从文本源流、文本结构与文本内容等角度，对三则史料进行了精读，并鼓励同学们踊跃发言，分享自己从三则史料文本中读到的历史信息。来自清华大学的周文轩同学对隆庆《临江府志》卷七所载关于该府派往全国各卫所服军役的户数做了量化统计，并由统计结果推测，明代的江西人其实并非如同人们常常想象的一般，自明初起便一直被户籍制度牢牢“封印”在当地，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由于其军户身份而流向了全国各地。刘老师认为，这一认识是有趣且颇为重要的。刘老师提示同学们将该则史料与《蔡氏文溥公自叙年谱》相对照来看，并指出，应当回到军户的“户”这一层面思考相关问题。在明代，“户”是担负军役的社会单元，军户世袭，而随着世代沿变，军户的人丁规模和结构可能大为改观，故于官方而言，如何界定军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此外，服役者远离家乡，却并不意味其与家庭或家族断绝了联系，为使军兵安心服役，减少逃军等乱象，军兵在乡的亲族亦须分担一部分军役责任，为军兵提供物力支持，也就促进了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强化。这便是制度运作对传统社会关系、群体和组织的一种形塑。刘老师进一步指出，除赴卫和征调外，明代屯田和漕运等人口往来流动的场合中也不乏军户的身影，匠户的跨区域流动则较军户更加显著，如对之作一相对清楚的时空勾勒，将有利于探索其在社会、经济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讲到第二则判牍史料，刘老师介绍了组成其基本结构的三个板块，指出其涉及解运、户籍、地方行政、借贷、诉讼等方面问题，蕴含着社会关系与人口流动两个重要面向，其中呈现最为充分的是关于解运的问题。该则史料隐约透露了解运与市场的关系，尽管一般看来，解运是一种通过非市场途径实现物料流通的手段。缘此我们可以设想，就像解运，为了军役或其他原因行走在路上的人们，如产生了一定的消费，应会给沿途经济或市场的发育扩大带来影响。有关解运的资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由是我们得以窥视明代人数占比最大的民户的相关情况，不过其间许多事情尚不明确，《蔡氏文溥公自叙年谱》也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们可以认为，蔡氏的许多行为或与市场不无关系，这与前述情况共同指向明前期的市场发展动力问题。

最后，刘老师总结指出，透过对这三个文本的阅读，我们希望可以进入明代前期民众的生活世界，从社会关系和跨地域流动等方面，更好地理解在这个世界中，制度是如何影响民众生活的。应在制度与社会的联动中解析明代前期到中晚期的历史变革，把握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我们看到，市场的发育除受分工、专业化等因素驱动外，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第二次商业革命”的明后期经济繁荣的产生，实与明前期公共经济的运作关系密切。再者，我们通常将家族或宗族组织的兴起置于明中叶的历史背景中讨论，或将之同宋明理学相联系，但从今天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形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此制度在传统中国经济和社会运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其他时段、其他国家的相应情况，更好地把握不同断代的时代性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社会变革。

刘老师还耐心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晚10时许，本场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