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上午，历史学院与社会学院联合举办了“南开史学百年大讲坛”第十一讲。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Kwoh-Ting Li 经济发展讲座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邀访学者周雪光先生作了题为“家产制、科层制与差序格局：传统中国官僚体制再认识”的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主持。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王庆明教授为与谈人，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朱建刚教授、王琰副教授、杜思佳老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雷鸣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马子木副教授等，校内外师生百余人参加。天挺阁济济一堂，不少同学或全程站立或席地而坐，津津有味聆听周老师的演讲，盛况空前。

孙卫国教授首先代表主办单位向周雪光先生表示诚挚欢迎，并转达了余新忠院长因外出开会无法亲自到场但深表欢迎之意。接着，由常建华教授代表历史学院，向周雪光教授致送“南开史学百年大讲坛”主讲人聘书。

讲座伊始，周老师回忆了本科阶段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的愉快经历，表达了他对南开大学的深厚感情。他接着列出讲座提纲，将从四个方面展开：“现象与问题：中国官僚制的制度要素”、“将差序格局引入中国官僚体制模型”、“举例说明：中国官僚体制的制度与行为特点”、“新的研究问题：历史遗产与当代意义”。马克斯·韦伯使用“科层制”“家产制”概念分析中国古代官僚体制，而周老师在此基础上，将费孝通先生创立的“差序格局”概念，引入中国官僚体制分析框架，并讨论其现实意义。

 周老师首先介绍科层制的官僚组织。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第一次使用“科层制”概念。18世纪以来，近代国家对于军事、赋税、财政组织形式的革新需求，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对效率的需要，共同推动了“科层制”的产生。“科层制”具有等级制度、规则制度行事、从业者进行职业训练等鲜明特点。事实上，以科层制为特色的中国官僚组织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就已出现。他进而借用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冨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等，从多种视角分析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特色，系科层制的具体体现。

周老师进而讨论了韦伯的“家产官僚制”模式。家产制的核心，是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制度，以皇权中心的家父长权威，而官僚制则是科层制的理性形式，且具有很强的家产制人身依附的特性。韦伯提出中国是家产官僚制“最纯粹的类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的看法。周老师尝试以“差序格局”修订韦伯模式，认为中国官僚制不单是“家产官僚制”，“差序格局”也是中国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制度要素。

首先，“差序格局”提供了中国社会组织起来的文化资源。费孝通先生最初以描述性语言呈现“差序格局”的特色：“好象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越远…”。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依据身份关系的远近，决定交往的原则。周老师进而指出：差序格局渊源于中国的宗族制度，家族制是差序格局的基础，差序格局则是家族制的体现。宗族制度是与宗法制度相连的，就历史脉络而言，宗法制度最早为王侯、贵族、豪门大户处理政治关系的框架，宋以后宗族走向民间。差序格局正是建立在中国宗族/家族制度之上，而日常生活的实践、文化观念、习俗、各种仪式亦是差序格局的制度基础。由此，周老师抽象出差序格局的三个基本特征：“自我中心”“亲疏有别”“身份基础”。“自我中心”蕴含了多中心的渊源，“亲疏有别”内蕴差异性对待，“身份基础”意味着持续稳定、信号明确、边界清楚。

其次，差序格局提供了中国官僚制中非正式行为的制度基础，塑造了中国官僚体制制度安排和行为的特点。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融入官僚体制，使正式官僚组织结构与差序格局关系网络结合。差序格局内在的凝聚力与外在排他力造就了混合类型的中国官僚体制。可见，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未顾及差序格局的存在。换言之，“家产官僚制”不完全等于中国官僚制，中国官僚制是“家产官僚制”与“差序格局”两大要素构成的。在历史上，这两者在正当性基础上是兼容的，差序格局融入“家产官僚制”，两者呈现共存、兼容、互构的关系，存在于官僚制度的不同环节、不同侧面。周老师进而从“组织儒家化”、科举制度、人事制度、国家治理中双轨政治等层面，多维度说明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中的差序格局特色。

再次，“差序格局”方面史料，散见于各种非正式文本，但通常被看做需要克服的“弊病”“问题”“异常”，实际上是认识中国官僚体制的重要途径。周老师提及“帝国逻辑”的概念，作为封建王朝，其有“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等问题，差序格局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差序格局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差序格局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国家建构和历史路径。在历史上，差序格局兼容于正式制度，而在当代，差序格局与正式制度的不兼容引起了新的紧张冲突。

周老师最后总结说：差序格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基层政府的官员行为和制度安排、中国古代的“非正式制度”，也有利于认识中国古代正式与非正式互构的“帝国逻辑”。差序格局概念有助于我们推动关于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与政府行为的理论建构。 

常建华教授、王庆明教授作为与谈人，结合各自的研究阐述了此次讲座的体会，并提出商榷的问题。常建华教授认为，周老师提出的课题体系庞大，见解深刻，在已有重大理论模式中，结合历史考察，提出了一个宏大课题。以往的研究侧重于韦伯家产制、科层制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周老师则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引入韦伯的理论模式中，产生了新的认识。以差序格局解释非正式制度的缘由，在更大意义上升华到更宏观的视野中，周老师无疑是个典范。常老师进而追问科层制、家产制强调制度中的同一性，而差序格局讲分散，而宋明理学主张“一本万殊”思想，因为有了“一本”的前提，才有“万殊”的可能，差序格局如何理解这个思想。

王庆明教授从问题意识、方法论、理论重构三个方面分享心得。王老师认为作为社会事实的差序格局、作为描述性概念的差序格局、作为理论分析框架的差序格局，三者存在区别，即经验现象的比较与“理想型”的展开。人类共通性的社会事实的差序格局与理论分析的差序格局有何区别？从方法论来看，在中国的官僚制中，韦伯的经验基础在事理上的关联性是怎样的？从理论重构来看，科层制、家产制的融合已经存在，即家产官僚制。引入差序格局，在事实上，两者是如何结合的？周教授对此一一进行了回应。

在提问与答疑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着“家国主义”与差序格局区别、非正式制度的张力、差序格局的实证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基层的权力中介、“治水社会”理论模型等问题积极发言、讨论。周雪光教授的回答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供稿：王子杰、雷雨晴；摄影：石曜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