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下午14时，南开史学名人讲座第165期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历史学院天挺阁（127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题为《遗址出土文献研究的五种路径》，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侯旭东莅临汇报。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英才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荣强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小林文治副教授、沈琛副教授、王旭东老师、史正玉老师、齐广老师、尚宇昌老师以及本硕博各级同学参与。

张荣强教授首先致开幕词，简要介绍了侯旭东老师的治学风格、治学特点和治学方法，并对侯旭东教授莅临津南校区表示欢迎。报告伊始，侯老师在引言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通过对比“简牍学”和“简牍研究”折射出二者背后不同的学术取向：前者更侧重于对“关系”的研究，而后者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更大，可能性更多。侯老师随即从出土地点与简牍性质方面介绍遗址出土文献的基本情况，指出简牍多从墓葬、考古遗址和遗址井窖中出土，而后两者的出土数目占优；从简牍所属年代来看，自秦迄唐均有简牍出土，其中汉代出土的简牍数目最多，约有81400枚；就出土地点而言，新疆、甘肃、内蒙古、湖南四省区出土简牍数目最多，四川、广东等省有出土，但数目较少。

接下来，侯旭东老师从考古学、文字学及语言学、文书学、历史学、社会科学等五种路径介绍了当前遗址出土文献的研究。首先，侯旭东老师提出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简牍，具体要挖掘、整理考古信息，弄清出土文献所处的环境以及和文物之间的联系；同时要读懂发掘报告，注意揭剥图与遗物编号透露出的信息，由此可以由单个简重构简册，进而揭示简册本身和简册之间的关系，通过照片介绍了里耶秦简、居延汉简等出土文献的出土环境。在文字学及语言学方面，侯旭东老师提出要注意释文、训诂的功用，特别是避免常用字的望文生义。侯旭东老师认为，从简牍中可归纳历史现实中的文字字形、字义、词义及用法等。由此可探索语言表达方式的发展史，也可为认知史、心态史等提供充足的历史资料；由于简牍本身的特性，“行为”历史、书写与统治的关系史等亦可从中获取史料支撑。

文书学方面，侯旭东老师主张将简牍视为独立材料，其物质形态、称呼形态、书写特点等不同于其他文献，由单枚简复原简册是其独有的学问。在文书运行程序上，简牍的传递、保存、销毁自有工序，意味着出土所见状态与简牍在其所属时代的使用状态之间还存在诸多可讨论之处。历史学方面，侯旭东老师指出历史学是研究“人”的学问，因此出土文献的历史学的研究路径是在文书过程的分析基础上结合对“人”的分析，就简牍文书来说，可聚焦在对某官吏、机构的个案分析上，进而将简牍文书上记载的某个短暂时刻与传世文献记述相对照，如此可让静态、抽象的历史更加丰富。侯旭东老师指出简牍文书可用于研究未被史书记载的“大多数”，也可将过去视作某些单一领域的文献解放出来，用于更广阔视角的研究。

社会科学方面，侯旭东老师主张发挥简牍文书的特性，将问题类型化，可以由此发散到不同时空中相似的问题，使简牍研究具有现实关怀；同时由于简牍文书的基层性质，可以引导研究者以自下而上、自边缘到中心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问题，由单一的宏观视角到微观、宏观并重，从制度、结构到行动及两者关系构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侯旭东老师认为可以形成某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上的认识，形成一些新的概念，甚至产生某些社会科学理论。接着，侯旭东老师提出以“做事”和“事务”作为概念与视角，在人物、事件、制度、思想之外的、存在论角度的思考。

报告最后，侯旭东老师指出五种路线并不截然分开，而是相互联系、互补甚至相互贯通的，在研究中时有侧重，与具体简的研究状态、研究者个人的背景等紧密相连。总结阶段，张荣强老师指出侯旭东老师此次报告在方法论上的作用和意义很大，且完全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对当下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得当的概括归纳；此外张荣强老师认为侯旭东老师的治学路线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并再次对侯旭东老师表示感谢。

提问环节，尚宇昌老师对于将历史问题发散到不同时空中是否会造成“时殊世异”的问题向侯旭东老师请教，侯旭东老师则从历史学的传统框架来解释，提出应着眼于历史学的共通处。沈琛老师就唐代仍行用简牍一事向侯旭东老师提出交流，侯旭东老师则认为纸取代简牍持续很长时间，张荣强老师补充道直到宋代仍有简牍现世。齐广老师就出土文献的代表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如何规避出土材料的偶然性询问侯老师，侯旭东老师认为有时需利用已知制度的运行经验，并且需要广泛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对照来帮助认识。张荣强老师提出文书在各级机构中的传递时存在追加与否的现象，在此前提下如何理解方便书写的问题，侯旭东老师则以《元康五年诏书》为例，认为传写过程中不会改变文书格式，依照一定的规律行事。在场同学也积极向侯旭东老师提问。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