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至9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唐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石刻史料与唐史研究新进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办，来自海内外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

8日上午9:00，本次研讨会于业务东楼114会议室举行开幕式，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学院副院长夏炎教授主持。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致辞，常老师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指出石刻史料对于唐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共同推动学术进步。之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唐研究》主编叶炜教授致辞，叶老师认为本次研讨会是进一步拓展唐代石刻史料研究深度与广度的重要机遇。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与会学者在总理像前合影留念。

8日全天由7位资深学者进行主题演讲。其中，上午有三位学者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研究员报告题目为《从〈唐皇帝皇后礼佛图〉谈历史文献与石刻解读》，赵超先生以《皇帝皇后礼佛图》等石刻史料的研究为例，强调深入掌握基础史料对正确解读石刻文献的重要性。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气贺泽保规教授报告《唐代房山石经事业和地方府兵制——唐代前半期的河北社会一面》，关注唐代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地方折冲府军官，探究围绕刻经活动展开的唐前期幽州地方社会图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王素先生报告《故宫博物院藏黄文弼掘获高昌砖志的整理与研究》，王素先生介绍了黄文弼掘获高昌砖志的时地、数量、收藏、档案及整理情况，认为对于该批材料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

8日下午的主题演讲环节，共四位学者先后发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大学文学院李浩教授报告《唐初薛氏家族的生活图景：以一组新见石刻文献为重点的考察》，以数方汾阴薛氏家族墓志为核心材料，勾勒薛氏家族面貌。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王承文教授报告《唐代安南地区军事制度及其成因论考——以越南新出〈青梅社钟铭〉为线索的考察》，从越南《青梅社钟铭》入手，探究唐代中后期安南都护府境内军事制度和地方治理情形。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文学院程章灿教授报告《唐志的‘出台’与宋人的围观》，梳理宋人编录唐代墓志的方式与宋人阅读唐志的多种视角。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胡可先教授报告《碑志文献与唐代吴越文学群体钩沉》，聚焦唐代江南吴越地区的文学群体，总结其人物、地域和家族特点。主题演讲结束后，与会学者就报告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6月9日，本场研讨会于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业务东楼以三个分论坛的形式展开交流。

分论坛一主题为“石刻的物质性与文献性”，九位学者先后进行报告。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教授报告《遗芳刻石，永播清规——从石刻史料看唐代书法文化》，从碑石的创作空间、书写感、拓片与书法欣赏等方面探讨中国碑帖文化中的书法审美。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毛阳光教授认为该篇论文材料丰富，并结合自身研究唐代墓志心得提出建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叶炜教授发表《从帝陵石刻看唐代官员服饰制度》，梳理了唐代帝陵中石像生的文武官员服制及其演变过程。毕罗教授认为，该篇论文关注中国古代美术中的审美符号，应思考其他种类的石刻是否也能体现相关线索。毛阳光教授报告题目为《最早的柳公权文学与书法作品——新见柳公权撰、书〈薛推子墓志〉小考》，梳理河东薛氏西祖薛顺先的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强调这一墓志在书法史上的独特意义。叶炜教授认为，该篇论文充分发掘墓志史料价值，指出书法家早年成长史、墓志书者的选择等问题值得关注。武汉大学文学院孟国栋教授报告《新出石刻与李商隐绝命诗发微》，讨论李商隐诗作中“彭城公”的身份问题，挖掘本诗写作背景和情感内涵。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溯副教授认为，该篇论文考据详密，对于学界颇有启示。于溯副教授报告题为《中古中国的石刻观看》，谈到石刻作为文字载体的特性，从石刻的环境、形制与阅读特点等角度探讨石刻观看。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晓红副编审认为，该报告具有启发性，石刻观看中的空间关系与文本关系问题也值得关注。曾晓红副编审报告《从出版角度浅谈中古墓志石刻史料的整理》，阐述近年石刻文献的整理出版情况，提出石刻整理工作的规范标准和编纂注意事项。孟国栋教授认为目前石刻整理工作最大问题在于录文部分，重复整理出版的问题也应引起注意。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齐副研究员报告《唐代修武县周村个案再研究》，进一步探究唐代修武县周村个案中的家庭结构和村内官僚人口问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冯金忠研究员认为，平衡个案研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很有挑战，周村研究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冯金忠研究员报告《新出碑铭所见唐代禅宗在河北的初传》，从碑刻文献出发，考察唐代河北地区禅宗的发展脉络。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王庆昱副研究员认为，该篇论文呈现了河北地区禅宗发展的地域特色，并就多个问题提出意见。王庆昱副研究员报告《新见唐子明大师墓志涉及的几个问题》，考察唐代高僧子明生平及其与佛教重大历史事件的联系。孙齐副研究员认为，该个案很具有价值，子明大师出家情况和宗派等相关问题可以进行再思考。论文发表结束后，与会学者就分论坛主题与报告内容展开了积极讨论。

分论坛二主题为“石刻中的唐代社会与人群”，九位学者先后进行报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蒋爱花教授报告《唐代女性遗言遗训中的佛教因素——以墓志记载为中心》，讨论佛教的传入与流行对唐代女性生死观念产生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天虹教授认为该篇论文极具启发性，希望对墓志形态与遗言遗训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张弛发表《诸葛亮祭祀与中晚唐剑南道的地方治理》，关注安史之乱后诸葛亮信仰与唐王朝对剑南道地方治理之间的关联。张天虹教授认为该个案具有代表性，将巴蜀地区信仰变化与央地关系进行了有机融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史正玉报告《圣地营造与区域治理：隋唐山谷寺石刻所见社会变迁与央地联动》，探究隋唐时期山谷寺圣地营造的过程与原因。蒋爱花教授肯定作者对格套化文本的解读思路，并希望作者在佛教史方面做进一步延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梶山智史副教授报告《刘贤墓志考释》，聚焦刘贤墓志的书写样式及墓主刘贤的世系、官职、履历等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韩国研究中心王安泰副教授认为对墓志中的家世是否为塑造、志文与《元和姓纂》不符之处应作进一步探讨。张天虹教授报告题为《唐“韩氏父子碑”的流传及相关的几个问题》，通过校证碑文对韩氏家族世系、两碑作者等相关问题进行考辩。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炯炯教授认为作者对该碑的文献流传情况做了充分搜集与细致考证。吴炯炯教授报告题为《唐代“广平刘氏”家族世系补订》，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对广平刘氏家族世系进行详密梳理。梶山智史副教授认为该研究材料丰富，考证充分，丰富了学界对广平刘氏谱系的认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教授报告《唐代公文碑类型及其“治理”功能分析》，探讨了唐代公文碑的类型、时空分布、在国家和地方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就传统金石学家为何轻视公文碑、告身类碑刻在不同空间的作用、公文碑保护何人权益等三个问题和李雪梅教授展开交流。夏炎教授报告《创造黄魔神：唐后期官方修庙立碑与南方地域社会》，从庙记类石刻文献出发，揭示唐代后期世家大族、地方官府与祠庙经营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畅教授认为该报告颇具问题意识，观点明晰，文风清新，逻辑严密。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讲师关健赟发表《中古后期琅琊王氏的“中央化”与“地著化”——以唐代越州王羲之祠堂为线索》，梳理琅琊王氏家族在唐代的变迁轨迹。李雪梅教授认为作者对史料的利用仔细，考证扎实，并希望对文章的线索做进一步的整理。报告结束后的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分论坛主题展开交流。

分论坛三主题为“石刻中的国家体制与政治进程”，八位学者先后进行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副研究馆员报告《唐宋题额书法的文化史考察——兼论题额与石刻的互文性》，关注唐宋题额的生成、鉴赏与流传，探究其政治文化意涵。徐畅教授认为该篇文章从多个角度丰富了唐宋题额的社会文化史。徐畅教授报告《唐开元九年京兆府属县品官任职者的复原——从出土〈东渭桥记〉石刻谈起》，借助石刻材料，梳理开元时期京畿地区县级官员的设置和运转情况。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周鼎副教授认为，该篇文章深化了对唐代县级官府实际运作机制的认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丹婕副教授报告《座次背后的制度、礼仪和情感——重构颜真卿〈争座位稿〉的历史语境》，尝试还原颜真卿创作《争座位稿》的历史语境、政治背景与时代意义。史睿副研究馆员认为，该项研究将书法史与政治史相结合，体现出对古人之共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沈琛副教授发表《碑刻所见唐、吐蕃、南诏关系史事丛考》，利用石刻文献对南诏与唐、吐蕃关系的多个问题进行考证。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庆卫研究馆员肯定选题学术价值并建议加强论文综合性，分析唐王朝对南诏用兵策略之特点。周鼎副教授报告《九姓胡与奉诚府：唐〈安建墓志〉研究二题》，从《安建墓志》出发对唐代粟特军人和奚人族群进行考察。沈琛副教授认为该篇论文考证严谨，并提出补充意见。王庆卫研究馆员报告《唐贞观十四年交河道行军再探讨：从新出〈赵士达墓志〉说起》，综合相关碑志探讨交河道行军的人员安排情况和行军制度细节。李丹婕副教授认为该篇论文丰富了相关问题的历史认识，建议进一步厘清部分细节并将此问题放在唐初整体政局中予以考虑。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军教授报告《新出〈张仲群墓志〉所见晚唐中央政局》，以张仲群生平事迹为线索，揭示其人与晚唐中央政局之间的密切联系。陕西师范大学唐文明研究院暨历史文化学院胡耀飞副教授认为文章考证入微，并就相关问题与李老师商榷。胡耀飞副教授报告《从土团到禁军：吴越国“都”的来源与整合》，梳理吴越国“都”的组织形态和发展历程。李军教授认为，对“都”的起源追溯应再深化，进一步探寻“都”演变的制度史意义。论文发表结束后，与会学者就分论坛主题与报告内容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6月9日下午16:00，本次研讨会于业务东楼114会议室举行闭幕式，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唐研究》主编叶炜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史哲》副主编孙齐代表分论坛一、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炯炯教授代表分论坛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畅教授代表分论坛三分别作总结发言。

随后，与会学者就本次研讨会内容展开综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研究员展望了中古石刻史料研究的前景，提出编纂全国古代石刻总目的期望。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气贺泽保规教授充分肯定召开本次研讨会的学术意义，认为本次会议促进了唐代石刻史料研究的国际交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王素先生强调利用石刻史料应建立在充分掌握传世文献的基础上，不应忽视传统史料的研究价值，同时提出成立石刻文献研究会的期望。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王承文教授高度肯定了本次会议中所发表诸篇论文的学术价值。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总结石刻研究已成中古史学界的潮流，对于开拓唐史研究新空间十分重要，也为唐代文学史研究拓展了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李雪梅教授提出目前石刻研究已可称为显学，石刻文献整理等基础工作需要得到更多关注。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毛阳光教授谈到本次研讨会邀请了众多知名学者，为各学科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庆卫先生指出除了石刻的文字内容，石刻形制、纹饰的研究也值得注意，对于墓志的考察应结合墓葬考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先生认为对于现有石刻史料需要进行多角度的新解读，石刻文献对于唐代地域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意义重大。

最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学院副院长夏炎教授作闭幕致辞，阐明本次研讨会旨在为各位学者提供充分交流的学术平台，感谢各位与会学者的参与支持，唐代石刻史料与唐史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学界长期的共同努力，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