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 进
今天，明显感觉朋友圈见不到纪念海子的文章。我的第一反应是，喜欢海子或者深受海子影响的那批“70后”或“80后”都老了。比如我，再也不敢自称文学青年。
十多年以前，海子仍是媒体大篇幅悼念的“明星”。我记得2009年3月，我所供职的这家农业媒体，居然也出了一个专版来阐释海子的诗意（诗人同学小明在我的盛邀之下，写了洋洋洒洒的海子评论，被编辑砍成两截融进了版面），令当时的我对自家单位的评价拉高了两个台阶。
20年前，我也曾是海子的粉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本《海子的诗》是我主要的阅读选本，基本上认真读了两三遍，它比较精炼，也比较便宜。至于三联书店出的那本《海子诗全编》，在当年的我看来，类似《圣经》，太厚重，价格也略显昂贵，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可以想见，我对海子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传奇性的诗歌天才与死亡故事。我熟悉的，不过是人尽可知的名篇名句，例如“亚洲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梦为马”之类。原因无他，它们太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选本或网络上。我的一个同学就曾经精辟地说过，我们所谓的喜欢某个作家，往往不过是因为熟悉。
这种浅阅读并非毫无影响。第一，它培养了我对诗歌的朦胧喜爱，面对诗歌，人就像喝了一点酒一样微醺似的自我陶醉，以为自己与文学居然沾着一点边。第二，它让我在相当长时期内拙劣地模仿海子的句法和象征，摆脱不了诗歌就是抒情的简单粗暴归纳。
我个人以为，当代诗歌摸爬滚打到今天，从文本的意义上讲，海子肯定已经被超越了。但从文学对青年人乃至少年的影响力来看，迄今并无任何一个当代诗人超越海子。
海子的火爆，差不多持续了20来年——始于90年代初，大约终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才是诗人们“横行霸道”“骗吃骗喝”的美好时代，海子流行这20年，基本上是诗歌退出大众阅读主阵地的20年。如果说80年代有一批诗人充当了时代的偶像，那么90年代和00年代，是海子一个人扛起了诗歌的偶像大旗。姑且不论海子的文学成就排名几何，这种诗歌的普及之力功莫大焉！
海子的祭日，对我个人而言，有特别的意义。
2000年3月26日，海子忌日那天，在同班同学付江等人的张罗下，我们一伙人在南开迎水道校区成立了一个诗社。名字很土很奇葩，就叫“我们的诗社”。
记得那天来了不少同窗，但后来大多数人自动退出，估计是嫌我们“TOO YOUNG TOO SIMPLE”。但有八九个人却一直坚持了下来，以诗的名义定期聚在一起吹水，互相攻击调侃，甚或互相吹捧。我们出了几期黑白报刊，刊登了若干水平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子，本科毕业时还集中出了一本诗集，取名“诗意”。这段逍遥日子，以及这段逍遥日子里的人，我后来经常梦见。
大学时代，我其实相当内敛（说得更坦率一些，是自卑），这个“我们的诗社”，是我唯一热情参加过的所谓社团。它让我养成了迄今为止仍在琢磨的诗歌阅读习惯，它也让我结交了几个有点共同语言的朋友。当然，对青春年少的我来讲，寻找朋友（尤其是寻找异性朋友？），可能是比读诗写诗更有诱惑力的事情，而诗社满足了我的一部分需求。
令我惊讶的是，“我们的诗社”居然一直持续到我们研究生阶段。原因无他，大部分诗社的朋友都读了本校的研究生，虽然也有两三个朋友去了其他大学读研或直接就业，但就像一个球队一样，主要的队员依然存在，球赛就还是可以偶尔玩两把的。研究生阶段，基于专业不同，其实我们很少再聚在一起谈诗论道，但我常去诗社召集人付同学家蹭饭吃，也就保留了写诗论诗的个人习惯。
我时常觉得，写诗这种东西，有点像打游戏，也有点像自渎，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止。水平有高低，热情无分别，喜欢写诗的人，并不一定是诗人，他们偶尔写出一两句佳句甚至一两首好诗，这已是“游戏”对他们的真诚回馈。
毕业后，我在一家农业媒体做记者，整天围绕着猪鸡做文章，但一直坚持写诗如打游戏的理念，忘不了偶尔写两句。没有人互相抨击，也没有人互相吹捧，自然更不想靠它拿工资，纯粹是习惯了。
写着写着，就习惯了一种仪式。每年的3月26日，心里不由自主想起海子，想起一些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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