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铁荣
何林师从1952至1975年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直到1976年末才奉调北京，主持鲁迅研究工作。许多回忆录都讲述过他的感人故事。我记得有几件南开往事，在纪念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写出来告诉各位。
做教师，要有规矩
何林师主持中文系工作时，严肃认真、事必躬亲、管理严格。他根据中文系的培养目标，规范课程设置，提出强化基础，必修课和专门化课一定要讲好。他要求教师制定教学计划、写教学大纲，还要合理安排教学进度。教学大纲、选讲作品和参考资料等，都要提前刻印出来发给学生。他要求教师必须抓好教学各个环节，授课、辅导、答疑、课堂讨论都不能马虎疏漏，并且经常组织检查性听课。各个教研室还要坚持开会，研究教学问题，许多事情都在教研室会上解决。在教研室会上他和一些老讲师轮流发言，有时也争论一些问题，他作风民主、从不压制别人，我们这些年轻助教身在其中、受益匪浅。
他以身作则，亲力亲为制定上课规矩，要求教师上课时必须衣冠整齐、仪表洁净，不允许胡子拉碴、衣冠不整的人出现在讲台上，对于男教师的风纪扣他也要求必须扣上，因为这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是对职业的一种敬畏。
请专家，丰富课堂
何林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他身在南开放眼全国。1952年，他在中文系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在一个学期结束时，他非常郑重地宣布下个学期的新文学史课请北大的王瑶来讲，并说因为他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的文学比自己熟悉。并告诉学生们既要认真听课又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资料说李先生在王瑶面前对学生们表示，王瑶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你们也不要迷信他；既表现出他和王瑶的友好关系，同时也显示出南开的底气。1956年向科学进军时，他宣布和王瑶携手共进，开辟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
何林师常说，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但是他和作家们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他25年在南开工作，与天津作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了使学生开阔视野、增强课程的生动性，他还请天津作家孙犁、阿拢、鲁藜、方纪等多人登上南开大学的讲台，给大学生授课。这一传统南开至今仍在延续着。
做事情，认认真真
记得我在南开上学的时候，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半，各系各单位都要打扫卫生。那个时候学校是划分各系负责的卫生区域，我们中文系负责男生第一宿舍整个楼层，还有楼外面的一片空地。有一次我正在刷男厕所的时候，李何林先生也来了。他看了看小便池说：“这样不行，你刷了和没刷差不多！”于是他从一个布书包里拿出一袋洗衣粉，倒在一把旧扫帚上，然后刷了起来。见状我马上接过扫帚，用力一刷，瓷砖就开始由旧变新了。当时洗衣粉刚刚出现，是一种时髦的洗洁用品，一般人还买不起。几个同学看了以后十分感慨，有人小声说：“到底是教授，就是与众不同。”只记得何林师说，“你们年轻时，一定要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不要一代不如一代。”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与学生平等相处，而且敢于说话，一点也不怕过激的语言给自己带来麻烦。
不吸烟，禁打扑克
“文革”后期南开经常拉练，有一次中文系师生住在天津郊区蓟县下营。一天的清晨，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见到几个同学吸烟，他说，卫生条件差吸烟可以进行口腔消毒。于是有人就给他敬了一支香烟，卷烟刚刚点着，何林师正巧散步走过来。见此情景李先生说：“叔新啊，你怎么也吸烟呢？”刘老师顷刻大囧，马上将烟掐灭，一脸窘相，非常的不好意思，旁边的几个学生也不敢再吸了。何林师说：“吸烟对肺刺激很大，这么好的空气，你们不享受，刺激肺部干什么？”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何林师在南开。那时抗震救灾是最重要的工作，师生们除了相互帮助、搭建防震棚，就是开会，人心惶惶；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对自己未来没有信心。有一次几个学生在防震棚里打扑克，不想何林师来看学生，见此状况他说：“你们应该在这个时候抓紧时间看看书、少打牌，不就是五十四张硬纸片吗，拍来拍去有什么意思！多读一点鲁迅对将来会有用。”大家一阵紧张，立即将扑克牌扔掉。直至今日，南开中文系的教师学生，鲜见有人打扑克。
学术上，视野开阔
在解析何林师的鲁迅研究时，我们会发现除了鲁迅之外，他还十分注意鲁迅周围的作家，关注鲁迅对他们的看法和他们对鲁迅的态度。因此他的研究是全方位的，视野也是很开放的。在写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时，何林师就注意到鲁迅的战友瞿秋白，首次把他与鲁迅排列在一起，并称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他的《鲁迅论》一书中，不但收录了茅盾、冯雪峰等人的文章，而且还收录了废名、张定璜、尚钺、黎锦明、王任叔、郑振铎等多人的文章。除此之外，在他的其他有关现代文学研究中，着重论述过胡适、闻一多、冯雪峰、胡风、聂绀弩、萧军、萧红、丁玲、许寿裳、李霁野、曹靖华、王冶秋、夏衍和周作人等许多作家。他认为凡与鲁迅有关的人也应该进行研究，这样可以拓展鲁迅研究的空间。
我们南开作周作人研究，跟何林师也有一定的关系。工作开始的时候，面对浩瀚的各种资料，一时无从下手。是何林师首先破例批准我们查阅保存在鲁迅博物馆的全部《周作人日记》，研究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那时进鲁迅博物馆资料库查一些东西，需要馆长批条子，还不能拿出去。我们在那里足足工作了两三个月，把周作人日记精华部分全抄了下来。可以说，要是没有何林师的支持，我们就作不了这个研究。他认为，要回忆鲁迅，早期的周作人是绕不过去的存在。他还提出要注意周作人污蔑鲁迅的事，什么“破脚骨”啊等等，不可相信。因为鲁迅是要革命的，周作人是有问题的人，很自私，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投敌叛国。在这一点上，何林师提前给我们打过预防针。李先生那时的想法很简单，他生怕我们犯错误。
周作人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才起步，但是要批判地研究，还没有到今天这个程度。记得当时南京的《文史资料》杂志有一篇文章，说周作人是中共所派遣。后来，鲁迅博物馆就专为这件事开了一个讨论会，请了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鲁研界的一些人，包括一些鲁迅研究工作者。我国第一批周作人研究者都是从鲁迅研究起家转行的。虽然大部分人对周作人都是持批判的态度，但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周作人是一个大的散文家。这是鲁迅的观点，鲁迅曾经对斯诺说过，周作人是中国最大的散文家。那个会之所以能开，我们的《周作人研究资料》《周作人年谱》出版，与何林师的关怀指导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怀哲人，难忘风骨
在中国最早的那批鲁迅研究专家中，为什么最令人佩服是李何林先生。因为他始终站在正确一边，捍卫五四以来鲁迅的战斗传统，根据中国国情旗帜鲜明地提出“保卫鲁迅”的口号。因为他不是学院派的学者，所以对于中国社会看得比一般人清楚，对于鲁迅意义的理解也比一般学者显得深刻。
他从鲁迅那里知道中国人的德行，社会上犹如一潭死水，民族的集体记忆很差；学界相互不服气，谁有名就灭谁，有很多问题争来争去说不清楚。所以他从青年时代就认定了一个真理，只要跟着鲁迅走就不会错。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铮铮铁骨，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最看不得的就是一些人对鲁迅说三道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容不得有人“搞鲁迅”。
何林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全国的大学里有影响。因为他毕竟是教育家、鲁迅研究的专家、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加上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老革命经历。文艺界的多次运动中数次整他、批他、疏远他、打击他，但是就是动不了他。当然，有些人对何林师也是如鲠在喉，却没有办法。这主要来自他的刚正不阿、无私无畏、一身正气、铁骨铮铮，和那种浓浓的鲁迅精神。1976年，何林师接受任命离开南开大学，奉调北京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专门从事鲁迅研究工作。
承遗志，情深意长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奉命从南开来到北京，跟何林师进修。在李先生的指导下通读了《鲁迅全集》，参加了《鲁迅年谱》的修订工作，耳濡目染在先生身边，看到了他的很多人生细节。那时候他坚持鲁迅研究室人员坐班，我们最年轻都是“夜猫子”，午饭后在资料室海阔天空谈文学、说历史，何林师则在办公室给各地的研究者回信。下午两点钟，除了开讨论会之外，他要到各个办公室看一看，吓得我们都不敢多睡午觉。我读他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最难忘的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那么，我们可以说，埋葬鲁迅的地方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耶路撒冷，《鲁迅全集》中的文艺论文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圣经》。”我以为，在中国的鲁迅研究中，他的这个评价没有人能够超越。我离开北京要回南开的时候，请李先生写一幅字留作纪念。李先生说我很少写字，写这个，你不要告诉别人。他给我题的是转引周恩来总理的话：“每当想起中途牺牲的同志，就感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必须加倍努力，连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未尽的那份工作也要完成。”对这幅字我的体会就是，李先生和周恩来总理都是爱南开的，他希望我回南开以后，踏踏实实地读书、认认真真地工作，做一些别人不能做、不愿做的事情，就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做先烈们没有完成的工作，奋发有为、永不停歇。
何林师去世后，邢公畹先生在代表中文系写的唁电中，对于何林师在南开大学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李何林为南开中文系“呕心沥血、使具规模，擘画周详、蔚成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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