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聚焦了我国已经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现实，强调了市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对准了城市的复杂性、异质性、矛盾性，突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独特性、差异性。市域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有生活、有品位、稳定有序、有活力的宜居宜业城市。
近年来，天津市在市域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例如，2019年年初市委印发《关于实行“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实施方案》，作为全市“1 号改革创新工程”强力推动，逐步形成“一元领导、一体运行、一网覆盖”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这套体制机制迅速响应、持续有力地做好疫情防控基础工作；关于“放管服”改革的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持续推进平安城市建设，安全指数位居全国前列；在发起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的基础上推出诸多志愿服务品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市共有8431支志愿团队的277689名志愿者参与到社区管控、关爱特殊群体等志愿服务工作中，等等。但是，与全国的基本情况一样，天津市的市域社会治理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待提升。
城市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能力、居民素质、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既面临全球化的总体竞争，又面临本区域的复杂性，一定要处理好“系统化治理与单项问题解决的关系”“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关系”“党建引领与社会建构的关系”“城市整体与局部的权责关系”“政治、德治、法治、自治与智治的关系”。这也决定了，要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的示范样本，既要立足现实，又要链接未来。
第一，做好符合市域特性的顶层设计，建成现代化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的特性把握不清、对市域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认识不足。要确定党委领导下的市域社会治理领导体制与机制，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政治势能，建构符合直辖市特质的统领全局的社会治理政策体系，形成总体改革的浩大声势，发挥总体推进的巨大能量。要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进行全域性、全局性的顶层设计，明确市域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确立市域社会治理的战略路线，统筹谋划、科学布局，系统化、有步骤地推进全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发挥直辖市立法权优势，改革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深入总结、宣传和推广我市的成熟做法并上升为制度规范，鼓励全市各领域、基层进行社会治理创新。
第二，发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作用，补齐社会治理的“社会短板”。“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是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的总模型。从现实来看，党建引领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域社会治理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一核、两化、三步走”的路线，其中，“一核”是党的领导为核心，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统筹各层次、各方面的积极力量；“两化”是推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政治化和社会化，特别是将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充分融合起来；“三步走”中的第一步是维持基层秩序，第二步是引导社会、培育社会、撬动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最终迈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第三步。
要在党建引领下做好对社会力量的“赋权增能”。近年来，天津市在社会组织培育方面虽然有所进步，但是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能力仍然有待提升。要下大力气，培育更多的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会工作者和居民参与能力，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扩大社区社会组织申请服务专项的范围，对准居民需求，撬动居民参与社会治理。
第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领域“分类确权”，建构市域社会治理的“权责体系”。在大多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的权责体系不清，各个部门散兵作战，诸多权责分散而缺乏整合。据统计，城市治理至少由九类部门牵头：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民政部门、住建部门、爱卫办、城管部门、食安办等，分别牵头文明城市创建、卫生城市建设、社区治理、智慧城市建设和小区治理、园林城市建设、城市综合管理、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等等。单就社区治理一项工作，就有四十多个党政群部门与之有关。如果各个部门在具体工作中“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则不利于总体落实社会治理的理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要求，市域社会治理亟需全面梳理涉及社会治理的党政群部门权责，根据不同层级的特点分类确权，明确市级、区级、街镇三个层面的“有差异的”职能，推动基层“属地责任”转向“有限责任”，严格执行“权责清单”。推动政府与基层社会（社区）的权责体系改革，街道（乡镇）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主责，统一调度、安排行政执法力量，探索上级部门在区市一把手委托下“联合检查”“联合考核”，避免多头领导、职责交叉。推出并严格执行“社区准入制”，为社区减负，使基层工作聚焦社会治理。
第四，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推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治理。城市之治最终要落地于社区，而社区之治往往要落脚于小区。不同的小区面临不同的问题和利益诉求，一套止步于社区层面的治理模式不能面对情况复杂的小区，社会治理重心势必下移至最微观的治理单元，以小区治理为重心撬动整体社会治理改革，推进小区分类治理。与此同时，要破除过度的行政依赖和市场依赖，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全能主义，引入“社区需求导向”机制，更多地推广项目制的方式，更多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第五，动态掌握“国家需求和居民需求”，推进社会治理的供给改革。市域社会治理的基础是抓准国家与社会的“两维需求”，在此基础上把脉问题，提出科学对策。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往往忙于事务性工作，对市民就业、居住、安全、环境、交往、自治等六大需求无意识、缺乏认知，一些决策和行政过程存在“代理主义”，因而在治理过程中失焦、失聪、失效，做无用功。要真正理解“坚持人民性”的意义，将政治话语转换成实际行动，以人民性统领社会治理，通过大调研、大数据等技术动态、精准地掌握居民需求，全面梳理社会治理的供需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的供给改革，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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