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种族问题激荡的嘈杂氛围中，美国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西方大国，美国长期以来都以自由民主的“山巅之城”自居。“美式民主就是民主的标准像”，这种对于“民主”的想象不仅塑造了美国的政治身份，也促使其产生了将一整套相应制度对外推广的冲动，并实质性地影响了二战后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与道路选择。然而，作为其“民主”体制的核心要件，美式选举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演进之后，其原则理念和组织运作都暴露出严重的缺陷与弊端。日显疲态的美式选举正同其建构的“民主”想象渐行渐远。
当前在美国大选中最具争议的是选举人团制度与普选权之间的矛盾。由于选举人团制度的存在，美国历史上已经总共出现了五次总统候选人在全国普选票数落后但最终赢得大选的先例。选举人团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确保人口较少的州因为有选举人票保底而不被忽视，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建国之初奴隶以3/5的数目计入人口，因此詹姆斯·麦迪逊等来自南方蓄奴州的制宪会议代表极力支持对自身有利的选举人团制度，以制衡选民人数较多的北方州。选举人团制度的批评者们认为，该制度违背了“一人一票、每票平等”的“民主”原则，是对“多数人的决定”的破坏。与“选举人团”直接相关的“胜者全得”制度更是饱受诟病，因为其破坏了另一条重要的“民主”原则——“少数人的权利”。在“胜者全得”制度下，即便只少一张选票，一州内部相对少数派的意见也会被完全忽视。
一项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美国人希望由自己而非选举人团来决定总统人选。众多美国政治人物，从卡特到希拉里，乃至现任总统特朗普都曾公开表态支持废弃选举人团制度，实行总统普选。然而，改变规则涉及修改宪法等棘手问题，更重要的是“选举人团”和“胜者全得”使得第三势力毫无胜算，两党轮流坐庄愈发稳固。因此，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对于实质性的制度改革都显得意兴阑珊，相关提案在国会始终无法通过。目前也仅有缅因和内布拉斯加两个州采用普选方式分配选举人票。当一套选举制度已经漏洞百出，而且所有人都清楚问题所在却无法或不愿修正，那么它还能算是一种“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有效制度吗？一旦出现争议，选举本身理应体现的权力交接的“正当性”又何在呢？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美国选民的投票率持续低迷，选举代表性严重不足。从1980年至今的9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率始终在50%~60%之间徘徊。实际上，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投票率下滑现象。公民政治参与度不高、投票率低迷的原因较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无外乎“不想”和“不能”两类诱因。有数据表明，经合组织国家民众对于本国政府、政党和政治人物的信任度自二战后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当选民认为自己的一票无法改变现状，或是所有候选人均不符合自己期待时，选民的投票意愿就会降低。此外，美国大选中烦琐的注册程序、选举日设定在工作日，以及在一张选票上同时涉及多种选举等问题均降低了投票的便捷性，也不同程度上消减了选民的投票意愿。另一方面，对于缺少身份证明的人群以及依靠赚取日薪过活的低收入人群，法律和经济障碍导致其不能进行投票。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有47%的家庭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选民没有在2012年大选中投票。在美国对外民主推广的过程中，选举权被反复强调是体现公民意志的最重要权利，然而面对长期低迷的投票率，美式选举制度自诩的广泛代表性又如何能体现呢？
更本质性的问题在于，资本在美式选举中存在无法消除的系统性影响，选举异化为“金钱游戏”。金钱操纵政治在美国一直是个人尽皆知的问题，对“金钱政治”的批判从未中断但同时又显得无计可施。在实际操作层面，资本的影响体现为数额庞大且无孔不入的政治献金。在从联邦到地方的各级选举中，竞选消耗巨大，如果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参选者获胜的概率极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的研究显示，现任议员比新参选者更容易当选，其主要原因在于前者在筹款上更有优势。而为了锁定资金支持，获胜的参选者必然要对金主投桃报李。例如里根上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停止对石油价格的管制，这显然与他在选举时曾获得来自石油公司的大量捐款有直接关联。在美国外交界也存在一套“潜规则”，即由政治任命的大使职位多是总统对大额捐款者的回馈。从老布什到奥巴马的历任总统采用政治任命的方式安排了占总数约1/4至1/3的大使职位。由于被新总统上任后的“权钱交易”影响升迁，众多职业外交官对此强烈不满。
对于政治献金的渗透和影响，部分美国政治人物也曾尝试加以限制。2002年，在麦凯恩等人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竞选资金改革法案》，禁止任何全国性政党募集所谓的“软钱”，并限制在竞选前做电视广告。然而在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在“联合公民案”中判定公司、工会和其他组织投入竞选的“独立开支”不受限制。这一判决直接催生了一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组织以独立身份支持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无须向社会公布捐款人的信息。调查数据显示，在形形色色的超委会背后的金主数量不超过100人，这些商业大亨的巨额资金投入已经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从更为深入的结构层面来看，资本对选举的影响源自美国独特的精英政治格局。在建国之初，制宪会议代表们对于“人民”存有戒心，认为其见识不足，容易被野心家操控。设计选举人团制度的目的之一即为让各界精英们作出选择。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精英政治逐渐演化为政治权力同商业资本之间的系统性“合流”。无论是在早期杰克逊总统公然引入“政治分赃”制度，还是在当代政治献金的大规模合法化，归根到底，美国政治从未拒绝过资本的介入，因为二者原本即为一体。今天的参选人虽然自身不必是亿万富翁，但大资本作为其权力的依托从未缺席。事实上，当下美国日趋严重的社会极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金钱的深度介入撕裂了精英与民众，资本的欲求与民众的愿望激烈冲撞。
某些美国政治人物在谈论美国的民主时，有意将其表述为带有普遍意义的“圣物”。然而，作为美式民主核心的选举制度，如果其不能真正汇集和反映民意，如果选举无法彰显选贤举能的制度效用，如果人民本身在该进程中无足轻重，那么这种制度无疑是对“民主”想象的严重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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