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晏清哲学文集》(八卷本)书影（摄影/任永华）
文/记者 郝静秋
“我在南开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努力弘扬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本性的哲学精神，为我自己、为我的学生、为我所在的学科培育一种新的学风，即强调现实关怀、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80岁的陈晏清，在自己最新的文集中这样写道。
这套近日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陈晏清哲学文集》(八卷本)，收录了陈晏清从事哲学研究各阶段的重要著作和文章，全面呈现了他的哲学研究成果和心路历程。
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陈晏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多个哲学领域都作出突出贡献，但他自谦只是一名普通教师。
“我一直想要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作个总结，希望给南开哲学的后继者留一点历史资料，把我过去的经验介绍给他们，对他们有一点启发”，一心致力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陈晏清，在谈起文集编写的由来时如是说。
返本开新 现实关怀
因为兴趣使然，陈晏清走上了哲学这条道路。他见证了哲学的“热闹”和混乱，也见证了哲学的冷落和贫困。陈晏清把兴趣升华为一种信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自己的同道们一起探寻出哲学发展的新路向。
1962年，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的陈晏清，被分配到了南开大学哲学系。而这一做，就是整整55年。
从哲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到清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错误哲学思潮，从哲学体系改革到哲学发展创新，陈晏清不断用自己的自信和勇气，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精神。
陈晏清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开始的，他借用“返本开新”这个概念，来概括自己的哲学研究历程。所谓“返本”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所谓“开新”就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陈晏清哲学文集》鲜明地体现了返本开新的发展历程。他说：“‘返本开新’并不是我的发明、我的独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走‘返本开新’之路，这是由新时期中国的哲学状况和社会状况决定的，是新时期中国哲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我只是逐渐地、比较自觉地把握到了这种客观逻辑。”因此，他和他的学术团队，总是依据各时期中国哲学发展、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去安排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
1979年出版的《“四人帮”哲学批判》，是陈晏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做的第一件有益的哲学工作；《论自觉的能动性》一书于1983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唯意志论和“斗争哲学”进行了深入批判；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晏清连续几年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班开设了“哲学原理提高课”，讲了四十多个专题，多是当时有所争论或有所疑惑的问题。这门课程讲授的内容，大都有选择地收入了他编写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哲学界亟需系统性的批判性专著，陈老师连续奋战，日夜不休，一本20多万字的《‘四人帮’哲学批判》脱颖而出。”陈晏清的1972级学生周德丰，对老师的专业素养佩服不已。
1984年，陈晏清开始担任南开哲学系的系主任。面临当时南开哲学的发展处境，陈晏清暗自设下目标，要把南开哲学学科建设成为一个达到南开平均水平的学科，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成为一个强大学科。
他为此开始进行不懈的探索。考虑到当时其他高校在哲学研究的各自优势，陈晏清认为，只有出奇制胜才能突出南开哲学的特色。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晏清开始带领团队进行社会哲学的研究，并于1990年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哲学》一书。
但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哲学没有研究的价值，为此纷纷提出质疑。面对众人的疑虑，陈晏清选择了相信自己。1991、1992年，他停止招收博士生，用自己的全部时间研究这个问题。
经过几年的探索，陈晏清和他的团队在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上获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这就是把握到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两个哲学维度，即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维度的关系。明确了这两个维度的区别和联系，就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找到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也找到了研究社会哲学的基本方法。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哲学的发展进入创新期，陈晏清所率领的南开团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他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开辟了独具南开特色的社会哲学研究方向，。近几年，陈晏清又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了政治哲学上，使学科建设更加规范。
无论“返本”还是“开新”，都是有明确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引导的，都是适应于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的。“陈先生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个人，他对哲学的所有研究都是跟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对哲学学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哲学院院长王新生说。
三尺讲台 桃李芬芳
陈晏清在教学上身体力行，一丝不苟。初登讲台，陈晏清把它看得重大无比，甚至看成是决定个人命运的事情。
“对一个教师来说，那三尺讲台是他最重要的活动舞台，是基本讲台，如果在讲台上趴下，就可能一辈子也起不来了。”陈晏清郑重地说道。
为了讲好一堂课，陈晏清可谓煞费苦心。因为当时刚刚毕业，丝毫没有教学经验的他，只能根据自己在人大上学时的一些感受，即自己当时喜欢听什么样的课、不喜欢听什么样的课，依据这些感受来确立一些最基本的教学观念，设计课程的讲授。
“但是我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课真正讲成哲学课”，陈晏清回忆，当时上课学生总是要求多举例子，他往往拒绝这种要求，因为“举点例子有时是必要的，但那是通俗化的需要。学生靠例子理解的概念往往是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运用这样的概念去思考不可能有清晰的哲学思维”。
陈晏清认为，哲学课应当教学生学会思辨，应当用逻辑的力量征服学生，并使学生逐渐学会使用逻辑的力量。所以在他的哲学课上，必须把概念的准确放在第一位，必须有清晰的概念分析。
除此之外，陈晏清在课上还要求自己不讲废话，脱稿讲课。“一节课没有了啰嗦，也就增加了知识含量”，“教师讲课时，不能看天花板，不能看窗户外，也不能总是去看讲稿，而应当看着学生。你看着学生，学生也就看着你，这才有可能让学生跟着你思考。”
周德丰回忆：“入学教育有一课是由陈老师以‘我们当下为什么要学好哲学’为题作报告。当时他是哲学系教改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年纪只有35岁。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中，他连一片纸也没有带，却能深入浅出，史论结合，引人入胜，解疑释惑。我第一次领略到一位青年哲学家的风采。”
凭借自己对讲课的热爱和用心，陈晏清赢得了众多学生的认可。
“陈先生特别具有求真创新精神和理论批判精神，关注现实问题，敢于打破学科方向，在教学和科研上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陈晏清的1986级博士研究生李淑梅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政协原主席邢元敏谈道：“陈先生帮助我树立了理论意识、问题意识、责任意识，对我的工作学习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一生中的重要导师。”
“陈老师在个人修为方面，担当哲学系系主任和人文学院院长后，更觉责任之重大，日益严格要求自己。人们都感觉到：陈老师愈老愈谦和厚重，善择各方面意见；愈老愈严格自律，永葆学者风范。我个人是把陈老师当作榜样来学习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陈晏清的学生、多年的同事阎孟伟这样评价道。
“上课之余，陈先生对我们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李淑梅回忆，“当时我们博士论文答辩时，因为没有钱请从北京来的专家吃饭，陈先生就和师母想办法在家做饭，令我们感动不已。”
像李淑梅这样的博士生，陈晏清培养了56名，大多活跃在党政机关、文化教育部门和新闻单位。
“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时不时他们还会回来看看我和老伴。”谈及自己的学生，陈晏清面带笑意。
今年将步入耄耋之年的陈晏清，由于年轻时过度透支身体，现在眼睛和耳朵都不太灵光。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他却总是闲不下来，目前仍在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持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课题。只要是哲学院的领导、老师和学生请求帮助，他都会尽量满足。“6月21日我还要去院里参加学生的毕业留影，学生愿意、学生需要，我就乐意。”
有时老伴儿难免会抱怨抱怨，陈晏清总是回答，“人不能享清福，清福不是‘福’。人老了，心里就总是惦记着自己的那点‘家当’，哲学院是我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人现在虽然不在院里了，但心还是一直都在那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