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彭晓涛）长期以来，现代性始终是思想和社会研究中的一个中枢问题，左右着我们对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和思想变迁的理解。而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沟通中西方思想传统和社会传统，乃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一个前提性工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实质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从而中西现代性的问题就必然成为落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之汇通的首要着力点。鉴于此，南开大学哲学院于10月28日至29日组织召开了“中西现代性的再认识”专题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华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1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王南湜教授首先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以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往往囿于非历史的抽象比较，而不能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后的社会-历史结构。要推进这一研究，就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观念受制于社会存在形态的原理，借助于历史学新近研究成果，尤其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和中国历史的“唐宋转型”说，建构一种哲学形态的比较理论框架。依照这一方法论原则，王南湜教授梳理了对西方和中国现代性的新认识。参照布伦纳和埃伦·伍德的研究，欧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路线过程，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具有某种历史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基于英国独特的历史所导致的社会结构。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唐宋转型”，乃是从广义的封建主义向一种绝对主义的国家形态的转变。绝对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关联，因为绝对主义的民族国家构成资本主义成立的前提。王南湜教授认为，中西方历史上的这种平行关系为基于社会结构对中西方哲学以及文化的比较提供了合理的参照系，这一解释框架也有利于确定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位置，进而使得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汇通成为可能。
聂敏里教授从近代自然法传统的角度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他认为，近代自然法传统中的思想家们通过对正义问题的研究突破了古典美德理论的限制，深入到人们实际的社会财产关系之中，通过作为人生产活动的“劳动”概念重构了自古以来仅仅从道德角度对实践的理解。与此相关，臧峰宇教授将西方现代性放入了苏格兰启蒙主义的历史语境，审视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两位重要代表——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斯密沿袭了自然法传统，通过财产权和劳动的讨论力图论证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弗格森则基于古典美德理论批评了美德在商业文明社会中的流失现象，并提出了整体的社会观念。尽管马克思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启蒙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但他确实从中汲取了批判的资源。
孟宪清则从创造性和超越性的角度分析马克思哲学的二重性：在精神的关怀方面，马克思既分析资本，又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在存在论方面，他强调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又强调社会存在的客观性。马克思的思想既继承了古典哲学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又在精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维度契合中国哲学的人文理念，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利于将马克思哲学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王时中副教授认为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与宗教具有某种同构性，应该从宗教世俗化的角度来揭示“拜物教”的来龙去脉。就宗教世俗化进程而言，黑格尔所主张的“主体-实体-绝对精神”之间的关系和马克思的“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被视为基督教神学中“圣父-圣子-圣灵”关系的世俗化表达。以这样一种视角来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罗骞教授将现代性理解为主体性原则，这意味着人作为推动性和创造性的原则进行着社会历史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这个背景之下，他比较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认为两条道路都是对现代性主体性原则的完成和突破。夏莹教授则基于鲍德里亚“hyper-”概念群演绎了现代性理论的极限。她认为，以往“后”（post-）概念群的解释框架不具有独立的概念群地位，表现为一种理论的软弱；而鲍德里亚后期提出的“超”（hyper-）概念群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基于这种框架，夏莹认为后现代是现代的超级发展。
贾红莲编审将西方哲学传统观归纳为“古典-叙述型”、“近代-反思型”和“现代-分析型”，其关注点分别是“传统是什么”、“客观性是否可能”和“传统与价值可否联袂”的问题。其中最后一种类型更加注重传统自身的问题、突出研究者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力图在传统研究中融入价值判断。李晓春教授则审视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历次转型，然后比较了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中国哲学本体论上的演变。他认为，相对于西方思想的核心罗各斯，中国古代思想的本质特点是法象思维、体用论和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西方哲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而中国哲学的目标则是追求“道”。从本体论演变的角度，先秦时期“道”的观念是一种宇宙论与本体论不分的思想，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道”的观念走上两条发展的路径，一条是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传统路径，另一条则是程朱理学“理”与“气”相区别的路径。郑飞副编审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两部著作重审“韦伯命题”。该命题通常被区分为“新教伦理产生现代性”和“儒教文化阻碍现代性”的双重含义，郑飞认为这种双重含义是不成立的，因为在韦伯那里，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体现为选择的亲和性；另外，韦伯采取“理念型”的方法来划分不同的文明类型，实际上是基于他因果多元性、价值多元化的主张，而不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卢兴副教授则以“普遍-特殊”的框架讨论了现代性的中国语境。他认为，在西方启蒙思想那里，现代性本身只是一个时间性概念，而没有包含空间的维度；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必须以“多元现代性”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本次论坛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由南开大学哲学系承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不同的议题各抒己见，为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和诸多有价值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