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我带着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及住宿所需行李，第一次坐火车从河北安平农村来天津。在火车上遇到医学院的一位老师，他说，南开大学比你们村子大多了。我说，我们村子很大。他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我心里想，我们村1958年就700多户，这还小吗？当时和我一起来报到的同村同学有天津大学、天津医学院的。到达天津站，南开大学还不到接待日期，这位老师把我和天津大学的这个同学送到天津大学新生接待站，委托天津大学的人把我一起接走。医学院的这位老师才放心地离开我们，我只是微笑，还不知道说谢谢。时任南开大学生物系办公室主任的高雷岳老师用自行车带上我的行李，把我从天津大学小礼堂接到我们的第五宿舍楼。当时，我看到一路上的电影广场、图书馆、新开湖及成片的楼房宿舍；果然南开大学比我们村子大多了！一路上，高老师微笑着介绍南开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规模、阅览室等，告诉我以后可以在那里上自习。
生物系这一年只招生32个新生，分两个专业，动物学专业和植物学专业。我读的是植物学专业，植物班有16个学生。
第二天，我们班的同学都报到了，我们正在宿舍时，生物系党总支副书记邵大珊老师来看望新生。询问我们老家都是什么地方，介绍我们的辅导员杨德广。杨德广老师是1964年生物系毕业生留校工作。他为了多和学生接触，就到我们学生食堂吃饭，到学生中和学生聊学习及生活方面的事儿。我们宿舍住七个女生，都是来自农村。刚认识了，就聊怎么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用能够冲水的厕所；第一次住楼房；第一次进学生食堂吃饭一次买一盘子菜等等，十分热闹。王同学说，她家地处沂蒙山区，常年以地瓜干为主食，没有经济作物；入学所需费用是她的父亲向信用社贷的20元钱，才使她顺利踏进大学的校门。当时她头戴斗笠，身穿大花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花鞋来到系接待处报到，接待的老师看着她那极其简单的行李，问她身上还带多少钱，她用左手遮挡着嘴小声地说，还有五元多。老师说，你肯定有助学金，先借给你10元买日用品吧。接着，高年级的张同学带她去宿舍；领她去学校商店购买洗漱用具等。后来我们知道，接待她的老师是李鑫老师。是李老师善于观察，及时帮助王同学顺利开始了大学新生活。王同学来到宿舍刚刚坐定，看到1965年毕业留校的马明老师还暂时住在这间房子。她们互相打招呼后，马老师问，什么这么臭？王说，可能是我带来的熟鸡蛋臭了，随手她提出个装鸡蛋的兜子。马老师提起兜子，带她到一个地方一倒，接着就有水哗哗冲走那些鸡蛋。回到房间，这时王同学才顾得上找厕所，要知道从天津站下火车后，还一直没有方便呢。王同学走到五宿舍楼外找呀找，怎么也看不到农村那样的厕所。她很急，只好回到宿舍问马老师，厕所在哪儿？马老师惊讶地说，你怎么那么傻？于是又领她走向倒臭鸡蛋的地方，才知道这就是城市的厕所了。王同学再见到马老师时，马明老师说，对不起，我刚才错了，不应该说你傻。马老师能够向一个农村来的新生道歉，王同学感到很不好意思。王同学和我们聊天是笑着说的，我们那会儿就是有些“傻”。
在大学一年级，我们的课程是政治、英文、无机及分析化学、植物学及实验、动物学及实验，还有军事课、体育课等。
有一次下午2点上动物学实验课，当天我们宿舍7个女同学都在午睡时睡过头了。我们睡醒后已经是2点10分，我们跑步到达教室，也没有顾得喊报告，就赶紧坐到位子上，当时任课的刘安西老师没有说什么，等我们坐好才开始讲课。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迟到过。课后也不向刘老师检查迟到的错误，这不就是傻吗？
我们平时上课都在主楼或者是第四教学楼，唯独上化学实验课要到离主楼近1000米之外的第一教学楼。这节课赶在大课间的第三节课还好，如是赶在只有10分钟课间去上化学实验，我们必须跑步到那个教室。那个年代，学生们一般没有自行车。
杨德广老师常到我们宿舍和我们交流思想。有一回，他又来到宿舍，我们说，在植物课上，一个植物的根，老师讲了一周了，还在接着讲。杨老师说，这算什么，你们知道吗，关于一个细胞，就是这么厚的一本书（他用手比划着足足一寸厚）。工作后我才知道，关于细胞的教科书中文、外文版本多着呢，哪门学科都如浩瀚的大海，要掌握它谈何容易！
我们在读大学赶上文革，虽然复课闹革命期间请老师给讲课，但是没有条件作更多的实验。我作有关微生物的实验还是在办工厂时，向老师学习的。1969年的12月份，一道紧急战备疏散令，我们系的师生在工宣队的带领下，背着行李、徒步七天，来到保定西的一个农村(年长体弱的乘专车达到)。这个村庄是河北易县的王各庄。在那里我们参加农村生产队平整土地，去攀登狼牙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那儿度过一个月后，我们二十名师生被学校大卡车接回天津。开始了办工厂的工作。
我所在的小组是研制生产代血浆的。这个小组开始只有3个老师、三个学生。我们先去有生产经验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血研所学习。那个年代，向人家学习仅凭一封介绍信就行；不交学费、不送礼、连一张表扬信都没有写。我和60年大学毕业的张之轸老师一个小组，负责制作培养基，菌种复壮，接种，发酵及生产代血浆（右旋糖酐）的中试。做这些实验时，张老师细致操作，每个步骤耐心教我，使我接触到了一些微生物实验的方法。每一次实验完毕，我们俩要刷一大堆玻璃器皿。刷这些东西比刷碗费事多了。刷干净的玻璃器皿要在倒置时不挂水珠才行。有一天上午，我们俩正准备刷三角瓶、试管等，张老师说，我每天回家就是一大盆。我说，一大盆什么（我想，不会是炖肉吧？）？“一大盆尿布！”我恍然大悟，他爱人生完孩子还不到十天，家里得有多少活等他做呀！我着急地说：“对不起，我忘了你家里忙，赶紧回家吧！”后来，每当我们坐完技术性高的实验，就让老师早些回家。我们系办工厂几个月后，生产出了代血浆。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参加政治学习与讨论，张之轸老师负责组织我们小组的学习及向系领导汇报我们的讨论情况。有一回我们说完正题，正聊些生活琐事、玩笑话等，这时张老师说，我汇报去了啊。我大声说：“你不要汇报我们说的闲话，不然人人就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以后谁也不发言了。”张老师微笑着说，只许你们说，还不让我汇报。其他师生都哈哈大笑。虽是文革期间，师生关系多数还是很融洽的。
1970年1月,我得到一张自行车购买券，自行车什么时候到货?说不准。只能等通知信件.那时就快过春节了,春节我要回河北老家,家里寄来170元钱放在什么地方好呢?如果把钱存入银行,到购车时我回家了,凭证过期就作废了;张丰德老师提醒我,把钱存入系办李玉瓒老师负责的保险柜,这样可以随时拿到钱,我不在学校时其他同学可以帮我去取钱代买.我把170元钱装在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里,不封口,直接交给李老师,说明是随时可能取的购自行车钱.李老师随手接过去,不看、不数,直接放进保险柜.春节过后我收到购车通知,找李老师取钱.李老师把那个信封递给我,我同样不必数钱,拿着装钱的信封就去买车了。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诚信。
我们读的是五年制本科，因为文革使大学生毕业分配后延。1966届毕业生1967年7月拿工资，1968年5月分配；1967届毕业生1968年7月拿工资，1968年10月分配；1968届毕业生1968年12月分配；69届毕业生足足等了我们70届毕业生一年，69、70届毕业生1970年7月一起分配并拿到工资。我们大多数同学分配到工厂或农村、农场参加劳动锻炼，之后又参加了再分配。就少数留在大学工作的同学，同样参加了劳动锻炼。我们这些70年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成为一批人，被简称为六九、七零。
现在，我们这些同学都进入了退休行列。
我们一旦有机会相聚，就回忆在南开大学的大学生活。我感谢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感谢关心我们思想进步的老师！感谢关心同学生活的老师！我们感谢培养我们成长的南开大学！
原生物系党总支书记邵大珊老师因解决夫妻分居，1980年左右调到杭州大学工作。2012年10月邵老师来天津旅游，在校的六九、七零的同学盛情接待老书记的到来。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部分同学去天津大学家属院，探望年过八十的杨瑞华老师。我们围依在老师身旁，拍照、聊天，师生有说不完的话。
我爱南开！我怀念在南开大学生物系上学五年的幸福时光！
南开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学生1965级 王小朵
2016-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