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从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岗位上卸任回北大了，现在我名片上的职务是北京大学教授。我喜欢做基础研究，也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一见面，陈佳洱就把这个“喜讯”向记者公布了。“当时选我当北大校长， 实在是历史的某种‘误会’。我这个人并不适合做行政工作，能力也很有限。当时我曾向上级领导推荐光召同志，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大，又是北大校友，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他比我更适合当北大的校长。”
陈佳洱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科研和教学，现在终于能多点时间搞科研，这让老先生每每提起都不免喜形于色。现在，他正带领学生们研制一种粒子加速器，“这种粒子加速器能够成为处理核废料装置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我国核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已经获得了发明专利，不过从发明到实物、再到工业应用还有很大距离，目前我们正在集中力量攻关。”
良好的科学道德是科学研究顺利发展的保证，对于这个热门话题，陈佳洱有自己的想法。“我认识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对待科学都是严谨、认真的，我接触到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也都很勤奋。应该说，我国科技界的主流是好的，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只是个别情况。”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些个别问题，但也不能就事论事，应该从更深层次分析它们出现的原因。出现这些问题首先是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偏差，见利忘义。但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科技界的急功近利实际上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思想上的反映。科学发展需要长期积累，技术创新也需要积累。领导同志在这次科协大会上讲，‘十年磨一剑，未敢试锋芒’。可是，现有的评价体系却更讲究短期的产出。科技工作者在这种环境的紧逼下，怎么能安下心来搞科研！要彻底解决科技界的问题，除了科技工作者要加强道德自律之外，更要不断完善社会体制和政策环境。”
说到这里，陈佳洱皱起了眉头。“社会上急功近利的风气也难免影响到我们学生的学风。昨天我还和许智宏校长探讨是不是应该把经、管、法这些‘有钱’专业和基础性的人文、科学类学科分区来办。发展基础学科需要长期的积累，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可学生们不时地看着豪华轿车进出校园，难免会因受到种种的诱惑和影响而心浮气躁。我访问过的国外大学中，看到有的就是把从事学术研究的经济学院和进行职业性教育的管理学院分开在两个校区办的！”
科研、教学、学科建设，这是陈佳洱心中最牵挂的事情。已逾古稀之年的陈佳洱有一个愿望：“我的社会职务2008年前后都将到任，我就能多放些精力在科研、教学上。希望那时我身体还好，还能响应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再做出些好的成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