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杨石先

来源： 博览群书杂志2024年8月2日

立传

　　现代以来，大学校长数以千计，但像南开大学老校长杨石先（1897-1985）这样深刻地影响了一所重要大学的历史、塑造了这所大学整体性格的校长，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屈指可数，实在罕见。用《杨石先传》（韩石山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9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作者的话说，是杨石先当校长的三十年间，才让南开真正成为一所享誉中外的著名大学。不仅如此，杨石先爱国奉献、“持志守节”，追求卓越而又涵养内敛，中西汇通、具有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而又低调务实，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南开大学几代学子；甚至杨校长本人的“内向、含蓄、蕴藉”的性格，也塑造了南开学子的整体性格特征。

　　所以，杨石先老校长对于南开大学的意义、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评价杨石先：“这里记载着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杨石先同志光荣奋斗的一生。杨石老堪为学者楷模、人之师表。”1984年，周培源称杨石先为“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科教事业的时代先驱，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知识分子的学习楷模”（见杨光伟编著《杨石先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南开大学前校长龚克把杨石先誉为“伟大的爱国者、科学家、教育家”（《杨石先文选》序，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此书为刘景泉任总主编的“南开大学校史丛书”中的一种）。新版《杨石先传》作者则对杨石先有个最新的总体评价，包括四个方面：德泽广布的教育家，南开永远的老校长，会通中西的磊落君子，现代化学的一代宗师。——概括一句话，杨石先是“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奇才，也可说是一个伟人”。——这比此前人们对杨石先的评价更全面、更深刻、更到位，同时也更符合实际，为我们重新勾勒了杨石先先生的整体形象和历史定位。重读杨石先，不仅是指阅读山西教育出版社这个新版《杨石先传》，也包括重温杨石先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重新学习杨先生的崇高人格和道德风范。

　　杨石先的人生，说简单也简单，用新版杨传作者的话说，简单到一个字尽可概括，这便是一个“学”字：

　　将这个“学”字，定为处所，可以说，除了童稚时期在母亲怀里吃奶、在家中庭院嬉戏，他的一生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小学中学，是国内的学校；外国读了大学又读硕博，仍是在学校；回国后参加工作，在南开大学，在西南联大，还是在学校。西南联大，名分上是另一所学校，实则包含了南开大学。一辈子教书，就在一个学校，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这样的教授绝不会很多。（P1-2）

　　如果把这个“学”字拆分开来，析为“上学”和“教学”，那么，杨石先也是一辈子没有离开“学”，1923年从美国回来以前，是上学时期；以后直到去世，是教学时期。“这样的人生，也实在太简单了，说是简单到乏味，都不能说用错了词语。”“换一个角度，说丰富，也真够丰富的。这丰富，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所能想象的。”作者先挑着列了五条：

　　一是身世的显赫，二是学业的优异，三是修养的完善，四是品行的端正，五是兴趣的广博而高雅。光这五条，差不多可以说就是个完人了。这些优异之处，呈现在杨先生身上，是那样的和谐自然，没有一点儿“装”或者“撑”的感觉。（P2）

　　不过，作为一个大科学家、教育家，我们至少还要再加一条，那就是杨石先先生人生之丰富，更在于他一生为国家、民族所做的重要贡献，这贡献体现在多方面，而且意义重大，这也是他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值得像韩石山先生这样的大文人花费很多心力撰写这部传记的最主要理由。芸芸众生，何止亿万，真正值得后人立传的，能有多少？但老校长杨石先值得。

生平与贡献

　　杨石先祖籍安徽怀宁，1897年1月2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市，名绍曾，号石先。杨先生自叙，他出生于一个“中等官僚家庭”，“祖父在浙江做官多年，历任嘉兴府知府、宁绍台道等职”。按新版杨传的考证，能做这样的官，“当是进士”。所以说，这已经是旧社会中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家庭了。据邢公畹回忆，杨石先曾亲口对邢先生讲，清末池州杨仁山是杨石先的先辈。研究佛学的，都知道有个吕徵先生，我们现在谈到吕先生，已是佛学研究的第一流大学者，可是他却是杨仁山的徒孙，“原来这位杨仁山先生是清朝末年最有名望的佛学家，属法相宗。杨仁山的弟子是欧阳竟无，欧阳的弟子是吕徵”（邢公畹：《忘年之交其淡如水》，《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2016年第二次印刷，P99-100）。而杨石先的曾祖，“在清朝做过四川学台、国子监学官、翰林院学士”（王文俊：《杨石先光辉的一生》，《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2016年第二次印刷，P21），“这可比同辈的杨仁山荣耀多了”（韩石山语，P13-14）。

　　杨石先自述，6岁以前，“母亲带我和弟弟随祖父住在杭州”。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民生凋敝，外侮日亟”。杨石先小学毕业后，先后在南开学校和清华学校读书，据杨石先自己说，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形成了“教育和科学救国”的看法。（《我的自传》，1959年）杨石先在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读农科，后转学应用化学。1923年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与南开大学结下终生之缘，一直到他1985年逝世，除了1929年和1945年两度赴美国访学的几年，几乎都是在南开大学工作，前后长达60年。在抗战的艰苦岁月，杨石先在西南联大担负重要领导工作。1938年，任西南联大理学院化学系系主任、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1941年，曾暂代西南联大教务长；1942年3月，南开大学聘任委员会成立，杨石先为召集人，南开大学校务由黄钰生、杨石先、陈序经三位先生总负责；1943年3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决议，在校常委梅贻琦、蒋梦麟赴重庆离校期间，所有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请杨石先暂代，梅贻琦所兼教务长职务亦由杨石先兼代。杨石先与郑天挺先生一样，都是为西南联大作出特殊的杰出贡献的学者。抗战胜利复校后，杨石先于1945年9月赴美国访问（任印地安纳大学访问教授兼研究员），1947年被推选为美国“化学荣誉学会”会员，年底回国。1948年7月受聘为南开大学教务长。天津解放前夕，杨石先拒绝国民政府“离津南飞”的要求，“把南开大学完整地带进了新中国”。1949年5月，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7年4月，任南开大学校长。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杨石先以80岁高龄热情地投身现代化建设，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杨石先“不仅作为在南开大学任职最长并带领学校经历两大历史转折的校长，为南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而且作为中国科技事业的脊梁，为中国科技特别是新中国化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他以崇高的人格、求真的学风、朴实的作风和创新的工作，为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龚克：《杨石先文选》序，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杨石先也以自己一生的工作，实践并实现了他青年时“教育和科学救国”的志向。

　　杨石先作为研究化学的杰出科学家，他对南开的贡献，首先就表现在他自己的科研成就和对南开化学学科的规划发展上。他是我国有机农药研究的先驱。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开始植物刺激剂方面的合成和生测科研。后来，又从事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等品种的研究，取得过多项成果。他的农药研究基地虽在南开，但杨石先所肩负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却是全国性的。杨石先在农药科研上的学术成就，集中地表现在化学结构与毒性、生理活性的关系上，以及对这一关系的系统认识和规律总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药研究和农药生产的进展。我国农药研究该如何搞，杨石先有一整套理论和设想。60年代，他主张创仿结合、普筛品种、高效低毒。70年代，他又提出低残留。70年代末、80代初，他主张向超高效和无公害的仿生化方面进展，在80年代初他就多方联系，派遣助手去美国学习，这也是美国农业部接待的第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在农药科研的基础上，杨石先于20世纪50年代就开展有机化学中的新分支——元素有机化学的科研工作。他是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开拓人。他这方面的学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有机磷化学上。

　　更难能可贵的是，杨石先作为一个的科学家，深知国情，能从国家需要的大局出发，调整布局科研方向，为国家服务。王积涛回忆说：

　　他在30余年前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大学研究所，他亲切地召见高振衡、陈天池、何炳林、陈茹玉和我，共同商讨成立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他在这以前已经开展了农药的研究，像当年他致力于药物化学研究一样的热情。他说当前农业的生产是国家的重点，如何推动农业向高产方向前进，农药是很关键的，不成立专门的研究所，师生的研究力量不能集中（王积涛：《纪念杨石先老师百岁诞辰》，《杨石先纪念文集》，P88）。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大业，他放弃了自己从事多年的药物化学研究，集中化学系师生的力量，创办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致力农药化学的研究，且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P348-349）

　　由自己的药物化学研究，转向建立元素所开展农药化学研究，再到指导学生转向更有前景的金属有机化学研究，“这是一个化学家的光辉历程，也是一个化学家高尚品质的体现”。在这诸多领域，“他是优秀的开拓者，也是卓越的奠基者”。（P349）

　　因为杨石先在科学研究和科学组织规划方面的杰出成就，他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56-1982年，1982年后任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和化学组组长，“更显赫的是，他还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综合组的组长”（P255）。

　　作为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有着高远的科学发展战略眼光。杨石先认为，办一所高水平的知名大学，必须有较齐全的学术水平高的学科；而要建设这样的学科，无论新老，都必须有几位站在学科前沿的学术带头人。所以，远在抗战以及抗战胜利后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杨石先就有计划地着手为南开的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培养学术带头人，他一方面派他的学生赴美留学，学成后回校；一方面延聘国外留学生来校任教，其中以化学系成效最大，比如何炳林、陈茹玉。院系调整后，杨石先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陆续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杨老还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南开的科研工作完全是在杨老的规划、组织、推动下开展起来的。”（范恩滂《一代宗师》，《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P125）1980年，中国科学院评选学部委员，南开大学化学系竟有五人当选，分别是高振衡（生于1911）、申泮文（生于1916）、何炳林（生于1918）、陈荣悌（生于1919）、陈茹玉（生于1919）。

　　杨石先因为与南开大学渊源深厚、对南开大学贡献巨大，所以，作为一位历史人物，他与南开大学的关系，在后人关于他的历史叙述和历史定位中的分量之重，就如严范孙、张伯苓二位先生与南开大学的关系对于他们二位一样，都是第一重要的。1949年之前的南开大学，规模不大，但质量高，影响大，对此，陈平原曾有过一段论述。1999年，南开80年校庆前后，出了一批书，其中一本《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华银投资工作室著，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编写者都是南开学者。2000年4月2日，是严范孙先生诞辰140周年，4月5日，是张伯苓先生诞辰124周年。为纪念这两位伟大先驱，南开历史系要召开一个学术会议。我记得会是4月2日开的。会前三天，刘泽华先生亲自打来电话，让我请陈平原先生。在这前后，陈先生应我的邀约，也表示愿意写一篇关于南开的文章，这就是他参会之后写成，经我手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12日的《阅读南开》，此文后来又收入陈先生的多种文集。陈先生在文中说：“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这是一位非南开出身的、对中国高等教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对南开的看法，对我们不无启发。当年的老南开，偏重理科、工科和商科，南开最初有文科，而无文学系。文学院以政治、经济两系为主，以历史、哲学、教育心理三系为副。很长一个时期，南开文学院仅有政治学系、英文学系和教育哲学系。可我们再看看20世纪80年代的南开大学，已然是文理科并重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其中化学、生物、数学等理科在全国都是领先，物理也很强，特别是光学这一块。文科，文史哲都强，历史系尤胜。在北中国，上世纪80年代说起大学，北大、清华之后，就是南开，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能有这样的成绩，这固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也是众多师生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30多年的发展，毕竟恰恰是在杨石先任校长的这个时期，他作为一校之长，其历史贡献当然也是第一重要的。韩著《杨石先传》给杨石先的定位是一位“大教育家”（P237），而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这个定位是非常恰当的。“南开这所大学，在老校长张伯苓手里，是往大里摊；到了杨石先这个新校长手里，只能是往高里蹿。”1963年，由杨石先主导建成的主楼，就是南开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往高精尖发展的象征，“这座11层高的主楼，就是往高里蹿的标志”（P294）。

爱国

　　重读杨石先，研究他的人生，会发现杨石先所有这些工作，所有这些成就里面，都有一个魂，那就是爱国。从青年时树立教育和科学救国的志向，到后来作为南开大学校长和全国化学学科的学术领导人为国家培养人才，杨石先都是把民族复兴、国家振兴作为自己的责任。每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他都作出了正确抉择，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者轰炸南开大学当天，杨石先就在校园里。7月28日夜间，杨石先和黄钰生带着几位职工留守在学校。29日凌晨1时，南开大学附近的枪声把他们惊醒。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开大学。接着，就是对南开大学的建筑物进行连续炮击。（详见杨光伟编著《杨石先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P36-37）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杨石先和黄钰生二位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带领留校的部分职工、学生与日寇周旋，指挥组织大家安全撤离。天津解放前夕，杨石先拒绝国民政府“离津南飞”的要求，“把南开大学完整地带进了新中国”。杨石先于1929年和1945年两度赴美国进修，又两度谢辞美国同事的盛情挽留和优厚条件，回到祖国，建设祖国。不仅如此，杨石先在美国时就为中国延揽人才，多少年后，何炳林、陈茹玉仍记得杨校长当年在美国跟他们说过的一句话：“美国搞科研有独特的条件，优越的条件，但那不是我们祖国，你们不能在那里待一辈子，学成之后，要赶快回来，为贫穷的祖国出力。”（P261）而只有杨石先这样真心爱国、能两次学成归国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才真正有说服力，才真正让人感动。新中国成立后，杨石先参与了我国历次的教育和科学的决策与规划，并以自己的行动和工作促进了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在我国化学界，“他是公认的领导人物”，是我国老一辈的高水平的化学家之一，而且他对事业有高度责任心“直接和间接培养了众多的优秀的化学人才”，“能团结大多数人，为共同的事业奋斗”。（吴大任《追思杨老学习杨老》，《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P38）1962年，杨石先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受周总理委托，调整科研方向和学科布局，建立元素所，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杨石先重新出任南开大学校长，仍不顾年迈，鞠躬尽瘁，为南开大学的发展，为中国的科学事业辛勤工作。1980年1月，杨石先致信邓小平、方毅、蒋南翔等领导同志，争取中央对南开大学的支持。在这封长信中，杨石先动情地说：

　　我在南开大学工作已近50年了，今年已近84岁。回顾过去，含辛茹苦，历尽沧桑；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前程似锦。我的大半生精力都贡献给了南开，我也盼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南开大学能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迅速改变面貌，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

　　在全面报告南开大学的现状和发展规划后，杨石先向中央提了五条，希望得到支持，包括总体规划上，把南开大学列入第一批“首先办好”的少数“重点大学”；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建立高水平学术交流；在教学、科研的仪器设备和房屋基建方面，请中央给予大力支持；对于抽调支援其他高校的一批骨干教师，杨石先列出其中一批急需人才名单，希望回援南开，等等（《杨石先文选》，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P194-197）。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杨石先这次为南开做的规划和争取到的国家支持，为南开此后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刘泽华先生曾言，近代教育史上，可称大家者有二，一是蔡元培，一是张伯苓。蔡以学术立校，张以实业办学（《思想者的产业》后记，华银投资工作室著，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杨石先较之前两位，也有自己突出的特点，一是他的化学家的科学背景，他本人就是有大成就的科学家，他是以科学研究立身，以科学研究强校。二是他把学术、科研与国家经济发展紧密结合，顺应时代要求，政治上追求光明、进步。三是他经历了老南开、西南联大，直到新中国，在南开工作60年。他经历了抗战胜利，经历了解放，把南开大学整个带进了新中国。可以说，杨石先为南开大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杨石先的爱国，落实到事功，主要就体现在他两大方面的重要贡献，以化学学科为中心的中国科学事业，和以南开为中心的中国教育事业。

人格与修养

　　韩著《杨石先传》如此评价杨石先：

　　这是一个中国现当代史上，被忽略了的杰出人物。他的业绩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载入典册，为人称道，而他的人格与风度，除了他的学生同事之外，则鲜有人提及。实则，作为一个杰出人物，这同样是他身上闪光的东西。（P1）

　　这一段话，我反复读，每次读，都感动不已。前引作者所列杨石先丰富人生的五条，一、二条其实与人格、修养也有关，后面的三、四、五，都是直接关于人格与修养方面的，归结一句，杨石先是“会通中西的磊落君子”。韩著《杨石先传》开篇，讲了两件事，以说明杨石先在“礼”上达到的境界。一是杨石先致信给柳亚子，商量请柳无忌回国事。韩著详细讲解杨石先信的称谓、措辞、用语、格式，及其体现的中国人书信文化中的礼。二是以邢公畹先生的回忆为例，讲杨石先在接到邢先生电话时，回答邢先生“杨校长在吗”的问话，杨石先说“杨石先在听电话”。——“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话方式，既严肃，又有礼貌，很能表现杨先生的风格。”（邢公畹《忘年之交其淡如水》，《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P99-100。韩著P9）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由北大分派到南开。杨石先为舒缓老朋友的一肚子怨气，就让郑先生住在自己家里，与自己家人同吃同住六七年。——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1973年，鞍山有一名农村中学化学老师高丽敏，因为在《人民日报》看到有杨石先的报道，就写信向杨石先求助。杨石先当时自己处境并不好，他与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高老师也素不相识，但他却亲自写了封长信，为后者答疑解难，认真详细到甚至把信中讲到的一些化学物质的化学分子式一一写出来，还给后者寄赠了两本化学书。——韩石山先生在讲完这个故事后，在这一节的最后写道：

　　能为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乡村女教师排难解疑，他的心里是相当舒畅的。此一时刻，他的心情如孩童般快乐，而显现出的精神境界，则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企及的。（P308）

　　因为有这般近乎超凡入圣的境界，所以吴大任说，杨石先“对人的热情，对青年、对后辈的关怀、帮助和提携，待人接物、处理问题的公道正派，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景仰，故能团结大多数人，为共同的事业奋斗”。（吴大任《追思杨老学习杨老》，《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P38）杨石先对远在千里的人都如此，对南开师生当然更是不在话下。杨石先人格与修养的核心，应该说爱国、允公，还是最重要的一点。但在此之外，杨石先的人格与修养，是健全的、丰富的，广阔而又高远的。比如，韩著就引述多人的回忆，说明杨石先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P347-348）。如邢先生在杨先生家门前，听到杨石先随口说出“开到荼蘼春事了”这句诗，一听到杨先生断句时候的语音节奏，就知道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是有素养的。（邢公畹《忘年之交其淡如水》，《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P99）而杨石先在英美文学方面的素养，也令外国学者惊叹（P347-348）。韩著杨传第43章，专辟一章，讲杨石先的品德，用文学笔法，以杨先生“门前的花园”的美丽，来比喻杨石先先生品德的美好，也是寓意杨石先先生人格的健全、修养的丰富。

韩著杨传

　　韩著杨传超越前一本《杨石先传》，后出转精，可赞处多。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首先，作者有自觉“怎么写”的意识，同时又有高远的目标，写出了传主的精神。这可以说是一种文体意识或写作自觉，也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早在书出版之前，韩先生就写了一篇《四面包抄写杨传》，讲他如何写《杨石先传》，发表在《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6期），流传颇广。此文系统而详细地讲述了韩先生为撰写杨传所做的工作，对我们了解该书的写作很有帮助。作者明确说，“写一个人的传记，绝不应当是仅仅将他人发掘的史实归拢在一起，然后给上一个空疏而伟岸的评价。别人或许会这么做，我没有臧否的资格。我不会那么做”（P28）。“写传，当然会写到他的事业，科研上的，教育上的。但是，我不想把这本书写成光荣榜，或是功劳簿，那样的写法对某些大人物是适用的，对杨石先这样的人不说是亵渎了，总是一种简慢。事功是要写，我更愿意在他赫赫的功业中、漫漫的人生里，探索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P2）作者以小见大，在杨石先的日常言行中体会出杨先生的精神与内心，于大事小事中看出杨先生的修养与境界。如，从前引邢公畹先生回忆杨石先接他电话时的答语，韩著读出杨石先的礼。如，从杨石先对郑天挺来南开的接待，韩著就写出杨石先在当时情境下内心更复杂的考虑。如，从杨石先为外地乡村化学老师答疑，韩先生竟发出那样深深地感叹。如，从张伯苓对杨石先的使用，韩先生也从中读出张与杨的关系，从张伯苓校长一方面看，他对杨石先十分信任；而从杨石先一方面看，韩石山认为，杨石先的“出身和经历，铸就了他的质地，便是：骨子里傲，性格里有种忍的东西，看似随和，却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P65）——能写到这个程度，非读史阅世深广之士不能为。

　　可以说，韩著总体上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写出了杨石先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也写出了杨石先生活的20世纪中国的复杂，写出了那一代中国学者的艰辛。在这些广泛的材料征引与历史叙述中，此书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相对清晰、真实、生动的历史场景，包括真实的物质生活场景，也包括人际关系的场景。历史人物只有放到这样真实的场景中，才会重新以文字的形式获得生命。

　　第二，广搜史料，对比研究，“四面包抄写杨传”，考证了不少关键性的史实。如，杨石先出生日期，杨石先本人于1959年自撰的《我的自传》中，记为1897年1月8日，韩著考证后订正为1897年1月28日。还有杨石先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时间，杨石先在南开的居所，等等，这些是单个的事实，另外还有一些，则是纠正或订正了一些不准确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和记述，特别是杨光伟编著《杨石先传》中的一些夸饰而不确切的描述。

　　第三，在传记写作方面，为读者贡献了一种新的写法。韩先生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明确的反观与思考，“这样有大功绩于史的人，宜用条陈法，一条一条地陈述，不宜用切割法，一层一层地摊开。切割了，一层一层显现，人物忽左忽右，变幻不定；条陈了，该舍弃的舍弃，该发扬的发扬，清清楚楚，也就理所当然。”“由此想到，我的杨石先传，也该用这种写法，如果我早早有这样的感悟的话。”（P237）其次，韩著不惮长篇征引原始材料。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使该书从根本上具有了坚实的历史书写的品质，恰当而充分地引用原始材料，使得这部传记给读者一种质朴的历史感。读者可以直接引用，也可以按图索骥，查考原始材料。还有，韩著杨传竟专立一章“法相庄严”，专门讲杨石先相貌，这都是很有创新的写法。新版杨传引用多人关于杨石先的外貌、步态的回忆、描述，如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的申泮文院士回忆道：

　　杨石先教授是我步入高校化学大门的启蒙老师，他给我们理工学院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普通化学。那时石先师正在年华正茂的40岁上，因早年是足球运动健将，身体极强健魁伟，挺胸直背，健步胜人。石先师容貌堂堂，器宇轩昂，光彩照人。石先师最讲究仪容，每天都是衣冠楚楚，面容严肃，使我们学生总怀有敬畏之感（申泮文《缅怀恩师，自强不息》，《杨石先纪念文集》，P77—78,韩传P103）。

　　这些文字描述，加上书中所配杨石先先生图片，让我们如同再睹老校长真容法相，何其幸哉！可以说，韩著杨传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杨石先，不仅是在可见的形象方面，而且是在内在的精神境界方面。这当然是该书超出一般传记的地方。

　　最后说一点。关于杨石先的出生日期，2016年出版的《杨石先图传》（南开大学档案馆、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天津教育出版社2016年12月版，P1），还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杨石先文选》在叙及之处均已订正，如《我的自传》和《杨石先生平纪事》，都已订正为1897年1月28日（《杨石先文选》，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P225、246）。——当然，这首先说明韩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这一点是最主要的；其次，如果韩先生注意到此事已经订正，那么他在这一章里就可以节省大半页篇幅。

一点感慨

　　余生也晚，20世纪80年代考入南开大学时，杨校长已离世两年。但我亦有幸，因各种机缘，见到了《杨石先传》中提到的好几位与杨先生有过直接交往的老前辈和老师。第一位就是杨光伟老师（1949-2010）。杨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杨校长身边工作。我认识他时，杨老师是《南开周报》编辑，属南开大学校党委宣传部，而我当时在读研究生，在《南开周报》兼做实习记者。他编著的《杨石先传》，1991年9月于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第一本杨传。这本书是杨光伟老师1991年11月15日，在北村《南开周报》编辑部的平房办公室，当面签名亲手送我的。因为工作关系，与杨老师比较熟了以后，我们还有工作以外的比较密切的接触。杨老师人很厚道，也很热情，当年不过40出头，可在我们20多岁的小青年看起来，他已然是长者了。

　　另几位，则是真正的老前辈。1996年，赖我的英文老师倪庆饩教授引荐，我写信越洋采访了住在美国的柳无忌先生（1907-2002），文章见于《中华读书报》1996年11月6日。柳无忌先生是柳亚子先生哲嗣，与杨石先同时在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同一年（1931年）在耶鲁的大礼堂内登坛接受博士文凭；1932年到1942年间，柳先生先后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任教，与杨石先又是同事。1997年，杨石先百年诞辰的时候，柳先生还曾撰文回忆二人的交谊（参见柳无忌《缅怀好友杨石先校长》，《杨石先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40-41）。杨敬年先生（1908-2016）是著名经济学家，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书，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圣体学院读政治经济专业，1948年到南开工作，就在杨石先领导下。1998年年初，年已九十的杨敬年先生在南开接受了我和侯艺兵的采访，文章见于《中华读书报》1998年2月18日。还有南开大学前副校长吴大任先生（1908-1997），我在校园里、校园外也见过不止一次。

　　可是现在，这几位长者，包括杨光伟老师，都已仙逝，怎不令人伤感、茫然。光阴似箭，节序如流。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进南开园又走出南开园，来到这个世界又离开这个世界。所幸的是，杨校长的故事有人记述，杨校长的事业有人继承。老校长强健魁伟、器宇轩昂的样子，也就是我心目中南开的形象。

　　(作者 祝晓风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人文》学术集刊主编）